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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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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经济全球化  

2016-06-07 09:47: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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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自“前金融危机”迄今观察世界经济所无法绕过的一个现实存在,也是经济界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经济全球化是国别经济和地区经济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由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引出,最近的世纪之交迎来了全球化的新阶段……,诸此,都系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常识,多半也是经济界的一些共识。问题在于,我们所处的这个全球化的新阶段,新在什么地方?某些新意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选择,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在前金融危机期一度成为经济界的热议。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震荡减缓了全球化的进程,因而也淡化了经济界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寓意的关注。现在,在金融危机过去而“后危机”常态化的情形下,在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急剧升温的情势下,有必要重新审视。

关于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之新,经济界提出的看法虽然不少,但两类看法值得关注:一类基于事实描述,着眼于全球化的动力分析与大势判断上。这方面托马斯·弗里德曼十多年前写的《世界是平的》依然很有启示。弗里德曼将全球化按照时间序列分为三个版本:1.0版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末于180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2.0版始于1800年代工业革命,末于2000年;3.0版则始于2000年。他认为全球化这三个“版本”抑或三个阶段的推动力量及其主宰因素不同:1.0版的推动及主宰因素是“国家的实力”和“帝国主义”理念;2.0版的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3.0版的动力则源自“平坦化了的世界”。后者是由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方面的一系列革命性的突破与变革引出的,最重要的突破包括宽带互联网、个人电脑、电子商务和无所不能的“外包”与“离岸”经营。按照他的分析,“全球化3.0版使得这个世界进一步缩小到了微型,同时平坦化了我们的竞争场地。”

另一类基于数据分析,聚焦于国际经济治理模式。这方面以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的研究最具影响力。鲍德温近年各处发文与讲演中,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称作“新的非捆绑化阶段”。他按照生产与消费在空间或地域上临近性特征,将产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再按照全球贸易政策规制状态分出若干个小的阶段。他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区的生产与消费在地域上多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国际贸易不重要,贸易规则不重要。工业革命促成了第一次生产与消费地域上的大分离或他所说的“非捆绑化”,提升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拉开了全球范围内生产与消费的“非捆绑化”进程的序幕。这个进程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与消费的大分离。时间上迄英国工业革命,下至“二战”结束。期间火车、汽轮与航空等运输革命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掀起了生产与消费地域上之“非捆绑化”的第一次浪潮,促成了国际贸易的大发展,但这个阶段的世界贸易多半是无规则的,尤其是缺乏全球单一规则。第二个阶段自“二战”结束开始,到世纪转折前后告一段落。生产与消费地域上的非捆绑化进一步强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掀起一场空前的“国际商业革命”。与国际商业革命并行推进的,则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常规化,贸易日益被纳入多边体制规则的管束之下。先有了GATT(关贸总协定),后有了WTO(世界贸易组织)。第三个阶段就是新世纪以来的这个阶段,他称为“新的非捆绑化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产品内贸易与产业链分工迅速发展;国际生产与研发分离;不同地域企业内与同一产业链上不同企业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由此引出了企业从研发而制造直到贸易的一系列协调问题,与之联系的则是“协调成本”(他所谓“协调胶水”)的上升。

进一步地看下去,两种关于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看法引出的企业国际化寓意不同。沿着弗里德曼的视野看下去,全球化新阶段的机会多半偏向于小企业,互联网引出的信息成本大幅度下降和远距离即时交流的便捷化,奠定了小企业乃至个人参与全球化的条件,拉平了小企业与大公司竞争差距,进而使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成为可能。然而沿着包德温的逻辑推断下去,全球化新阶段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新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全球经济的“治理空白”。他认为旧的围绕货物与服务贸易流动议题而设置的国际经济规则与协调体系,主要是WTO监管下的GATT及别的多边贸易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全球经济环境,即他所谓的“新阶段非捆绑化”的环境。同时置这种规则的监管者WTO于无所适从的处境,而新的治理机制尚未形成。故此全球经济治理实际上处在危险的“空白区”。这是金融危机以降国际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不仅如此,全球化新阶段依然将由跨国公司主宰。无论是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还是价值链上的企业合作,依然为跨国公司辟出了进一步扩张的空间。

我的看法是,真理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互联网与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无疑为小企业甚至个体企业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而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空白因而新体制的形成中,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占有先机。

2016-3-30草于杭州)

(原载《浙江经济》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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