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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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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渭分明亦不明  

2016-04-21 21:5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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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渭分明亦不明

赵 伟

正月里去古都西安探亲聚友,不经意间住到了泾河与渭河汇合的地儿,不由地想起了“泾渭分明”的成语和典故。这个成语可谓汉语中最古老的成语之一。其出处可追溯到诗经。《诗经·邶风·谷风》有这样的句子:“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意思是说,泾水虽给浑浊的渭水注入,但仍然清澈见底。诗经成书于春秋末期,亦即纪元前5~6世纪。成书之前则是口耳相传,当有相当的年岁。但问题是,泾河与渭河究竟哪个清哪个浊?历史上未有定论,说得确切些,各个时代的说法不一。

诗经之“泾以渭浊”的句子,明明白白地是说泾河水清渭河水浊。然而过了一千多年,到了唐代,说法则相反,唐代文献多述泾浊渭清。何以为证?杜甫有诗云: “去马牛来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又云,“旅泊穷清渭,长吟忘浊泾”。据此,史地家多认为唐代当是泾河水浊渭河水清。宋代文献说法和唐代一样,也是渭水清泾水浊。到了清代,说法又变回去了,成了泾清渭浊。这引起不小的震动,甚至还惊动了最高统治者。据记载乾隆皇帝曾派陕西巡抚秦承恩专门对泾渭汇合处实地考察,秦的结论是“泾清渭浊”。近代以降,多数实地考察过的人都持泾清渭浊的看法,但也有少数例外。最例外的说法基于科学家对两条河泥沙含量的测度与比对。多年测量显示,泾河含沙量远高于渭河。有测量报告说,前者每立方米含沙量196公斤,后者只有26.8公斤。单从数字上看,当是泾浊渭清!

究竟何个清何个浊?这次有了机会,决定实地看看,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哪儿去看?问当地人多半讲不清,说不时修路,很难近前。我不信这个,在“高德地图”上找到距两河汇合最近的公路,定位那里,导航朋友驾车去找。二十分钟不到即到两河汇合处之渭河北岸,果然是个看泾渭汇合的好去处。马路一侧百多米宽的荒地土场尽头,显系古渭河北岸河堤,站在那里居高临下看下去,泾渭两河一览无余。泾河在北,渭河在南。前窄后宽。两河汇合处有泥沙形成的沙洲。冬季枯水期,渭河河面有60多米宽,泾河河面仅有20多米宽,两河汇合之后的河面有上百米宽。高出看下去,看不到清浊之分,加之斜阳照在河面上的反射,更难看清。我不死心,溜下30多米高的大堤缓坡,到临水岸边细看,发现两股河水都是青绿色,显然都系严重污染的“劣N类”水,之间也看不出什么差别。回到大堤上再看,依然难分。这时来了位半大老头,操当地方言,说在他看来两股水明显不一,如果水再大点就更明显,但我们就是看不出!

关于这两条河清浊的历史争论,解释颇多。有一种解释可称作生态环境变化说。说渭河原本清澈,后来随着流域内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生态遭人为破坏变得恶劣了,含沙量后来居上,浑浊度反超泾河。另有一种解释可称作季节性变化说。说夏秋季节泾河较浊渭河较清,冬春季节泾河较清渭河较浊,原因在于两条河流经地域的海拔落差,因而季节性泥沙冲刷两不一。在我看来,两种解释中,若考虑到前述科学家们关于两条河流含沙量的科学数据,季节性变化说可能接近真实。

我相信,围绕泾渭分明的争辩还会继续下去。实际上这样的争辩何尝不是一件好事?不仅可以增加大众历史文化意识,而且有助于发展旅游,因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这事给我一点启示,世间有些现象咋一想应该是一眼就能看清的,但若真的去看则不尽然。以经济界对近年中国经济问题的诊断与开出的处方为例,多数情形下的诊断就有些雾里看花的意境,而开出的处方要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么属隔靴搔痒。早几年占优的看法,认为问题主要出在需求一边,是有效需求的不足,于是推出了一个个刺激需求的政策。结果需求增加不明显,却引出了成堆的新问题。大半年前占优的视点移往供给一边,“供给侧改革”成了流行语。最近的宏观政策又倾向“双松”,外加房地产调控由打压而放任的变化,政策着力点明显偏向需求一边,有几分“打右灯向左转”的意境。让人捉摸不定。

在我看来,现实经济世界并非像教科书中对供给需求所做的划分那样简单明了。现实世界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作为多重转型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现实尤其复杂。客观地来看,目前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既有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供给过剩的问题。其中需求一边收入分配分化引出的消费需求不足持续存在,多年形成的想消费者收入低,高收入者不消费国货现象依然。供给一边来看,突出的问题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虽系刺激政策后遗症,但深层的原因在于体制改革的延宕。体制方面最大的弊端是政府参与干预经济活动太强势,市场在决定企业优胜劣汰方面发挥的作用太弱。加快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真正发挥决定作用,不能再拖了。

(2016-3-3写于高铁旅行中)

原载《浙江经济》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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