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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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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怡先生的道德文章  

2016-01-24 12:18: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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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怡先生的道德文章

——《陇上学人文存·刘天怡卷》编选前言

赵 伟

刘天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学问横跨多个经济学分支,在理论经济学、中外经济史以及人口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前不久我赴兰州大学参加了纪念刘天怡先生百年诞辰的系列活动[1],聆听了刘先生生前同事、旧交及学生对其为人为师为学的高度评价。从人们对一位逝去多年的学者的真情吐露,感受到先生道德文章的影响力,感叹良多。恰好《陇上学人文存·刘天怡卷》编就,需要一篇介绍性的选编说明,特写出来,权作这样的一个说明。

(一)

刘天怡先生,四川筠连县人,1914年3月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五岁丧母,九岁时过继给伯父。伯父是老同盟会员,在其资助下,先生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1936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 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入重庆,师从著名经济学教授白瑜先生。白瑜(1898-1990)是湖南华容县人,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与毛泽东同校。两人一起参加了反军阀的“护校运动”和“驱张运动”,后又合伙开办文化书社。毕业后,白瑜赴新加坡任小学教员,因创办《南洋评论》被殖民当局驱逐。1923年底返回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活动,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秘书,负责整理蒋介石的讲话文稿。1926年赴苏联留学,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自治会监察委员,与蔡和森往来密切,对时年16岁的蒋经国照顾有加。1927年秋回国后,因有不做官的家训,一直在大学任教。1934年赴欧美进修考察,1936年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即回国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白瑜在教学中,善于把西方的经济理论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联系起来,主张富国强兵、抗日救亡。他的人品学问,使刘天怡大受裨益。1941年刘天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之后又在白瑜的指导下,致力于财政金融研究,曾受聘于国民政府财政部金融研究委员会,任研究员。1947年春在《大公报》发表“根治目前经济危机的方策”,其中提出币制改革的主张。同年8月赴美留学,就读于丹佛大学经济学院。1948年获硕士学位,即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新中国建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先生毅然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业,怀着报效国家的赤诚之心,于1950年初回到祖国。受到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接见,由此奠定了他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感情基础。

1950年夏,先生进入设在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冬结业,报名赴兰州大学任教。从那时到1992年去世,先生一直在大西北的这所高等学府工作。历任兰州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教授,人口理论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

在大西北工作生活的四十多年间,刘先生虽然受到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屡屡被迫中断正常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更改研究方向,但始终以一个学者所特有的执着与胸怀,践行着“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兰大校训,在每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能够做出开拓性的贡献,令同代学人赞叹不已。先生的教学活动所包容的知识极为丰富,曾先后讲授过“经济学原理”、“货币与银行学”、“外国经济史”等八门课程。他是我国“外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是新中国第一批在该学科取得学位授予权的经济学家,并为我国培育出首批外国经济史硕士。先生教学方法独特,以启发式、示范式为先导,主张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虽为著名学者,但对学生如朋友。他将教书与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视品德修养高于知识修养,常以“宁可德大于才,不可才大于德”教导学生。他本人更是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者。

(二)

 刘天怡先生学贯中西,既有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又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教育与研究训练。其教学与研究领域跨度大,涵盖范围广。主要涉及到以下五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当代西方经济学。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留学期间,刘天怡先生就打下了坚实的西方经济学学术功底,接受了当代经济学研究的系统训练。1950年回国之后,虽面临日益严厉的思想改造,但先生未曾削弱他这方面的研究兴趣。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面获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具有话语权的学者。在宏观经济学方面具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对凯恩斯经济学具有独到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在国内经济学权威刊物发表的《凯恩斯经济思想批判》(《经济研究》1957年6期)长文,代表了新中国经济学研究在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引起国内外同行专家的普遍关注,提升了兰州大学经济学学科在全国经济学院系的地位和影响力。

    第二个领域是外国经济史。刘天怡先生是中国外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参与了这个学科的建设。他最先提出把外国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来研究的主张,并以精辟的见地、独特的思辨方法论证了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阐述了他所首创的外经史体系,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生的代表作《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2期),系文革后首个探讨学科建设体系的论作。该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学科体系分类方法,即历史分期和国别经济史有机地整合的方法。发表后曾引起较大的学术反响。专著《外国近代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则按照他本人提出的体系,做了有益的探索。该书尚未出版时,即以油印本形式在国内数所大学被列为教学参考资料,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正式出版后,即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

    第三个领域是人口资源环境学。他是我国西北人口学研究的发起者之一,创办了兰州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及《西北人口》杂志,并出任第一任所长兼主编。其代表作《大西北的开发与移民》,以资源环境约束视野看待区域移民问题,在1984年北京“人口与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后,受到中外人口学家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而《谈谈美国发展经济时期的人口政策》(《经济研究》1981年第10期)等文章,则是先生试图用比较方法研究人口问题的成果之一。刘先生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1983年4月,他根据甘肃农村发展和扶贫工作的需要,专门组织老师和学生前往会宁县进行调查。经他修改审定的调查报告《会宁县人口与经济发展途径的初步研究》发表后,受到国务院“三西”(即甘肃河西、定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建设领导小组及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成为“有水的地方走水路,没有水的地方走旱路,水旱都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的指导思想产生的理论源泉之一。先生在陕甘宁青诸省组织的多项人口调查,包括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对于政府决策层有关西北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与政策的形成,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四个领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这多半基于其扎实的古汉语功底和在中国历史经典文献研究上的知识积淀。这个方面的著述如《孔孟经济思想批注》、《韩非子经济思想资料》、《管商荀韩经济思想资料选注》等,足以显示先生在这个领域的造诣。而应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邀约为新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词典》所撰写的《龚自珍经济思想评价》、《魏源经济思想评价》等词条,则代表了同类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五个领域是外国经济理论译著。五十年代初,为了掌握当时国际理论界对凯恩斯研究的最新动态,刘先生翻译了不少资料。其中有美国共产党主席w.z.福斯特所著的《为反对凯恩斯而战斗》,此文原载美国《政事》月刊,1955年8月号,译文一万多字。有美国人约瑟夫.吉尔曼所著的《凯恩斯评介》,此文原载美国《科学与社会》季刊1955年第2期,译文发表于《学习译丛》1956年第9期,全文一万七午字。还有美国人玛丽.罗丽丝所著的《经济危机被控制了吗》,此文原载美国《政事》月刊1955年6月号,译文一万六千多字。甚至在文革期间,刘先生刚刚从“牛棚”被放出来,除了继续写交待材料,他不能写别的东西,还偷空翻译了《近20年欧洲经济概况》一书。这本书是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编辑出版的《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欧洲经济》(1972年纽约版)一书摘译而来,约二十万字。1982年8月,为了解决国内人口学教材不足问题,刘先生不顾68岁高龄,亲自担纲,组织翻译了美国人口资料《人口手册》(国际版)及人口学家威廉.彼得逊著的《人口学》一书。一年后完成,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人口学研究和计划生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上述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本书仅收录了其中一小部分。选编主要考虑了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先生的研究在国内具有一定开拓性,或者说首创。另一方面是代表了那一代海归拔尖学人中西兼容的学术水平。按照这两方面因素取舍所选出的成果,归入了三个系列,分别为学术论文、著作节选,以及译著精选。三个系列构成本书三个部分。

(三)

    以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眼光来看,收入本书的多数论著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便是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经济思想的否定与批判。比如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评价,即持批判的态度。而贯穿于国内欧美近现代经济史学界的一种思想,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与批判,进而是对构成这种制度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全盘否定和批判。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得到普遍认同的大环境下来看,把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搅在一起,进而全盘否定,很难获得普遍认同。但必须明白,这种特征多半系刘先生那一代学人生活的时代特征,可谓一种“时代烙印”。随便翻翻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史,便不难发现,不仅50—60年代左的意识形态愈演愈烈的时期,即便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多年间,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一直受到批判与排斥。只是到了1992年之后才发生了大的转折,市场经济不再被视作洪水猛兽,西方经济学不再被视为异端邪说。这里的一个大背景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之后的中共“十四大”。前者拨乱反正地为市场经济体制正了名,后者正式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并将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可以这样去看,改革开放之前,甚至直到1992年之前,新中国经济学研究者始终难以绕过的一个思想禁锢,就是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与现实不能用一个肯定的字,必须全盘否定。学术界难以摆脱的一种为文程式是,论及当代西方理论须先行批判一番,否则,再好的见解也难以发表,即便发表了也可能受到批判。刘先生的许多论著恰恰是那个时代写就的,自然难以摆脱时代的那些烙印。

然而透过这些应景应时的形式外衣,依然可以感悟到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独特的治学方法。比如对于凯恩斯经济学原理的阐释,理解上非常到位,抓住了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核心,见解独到。文体上围绕一个主线层层展开,大气磅礴,一气呵成。撇开那个时代流行的一些批判词语,依然不失为一篇思想深刻的佳作。最值得肯定,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算过时地方,要数刘先生对于凯恩斯经济学几组关键变量及其彼此联系的把握上。我们知道,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衰退的主要原因,描述有效需求不足与经济衰退因果联系机理的关键变量是所谓“三大心理规律”:分别为消费偏好、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凯恩斯认为,正常情形下前两个变量会趋于收缩,后一个变量会趋于扩张,三个变量合力作用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进而引出就业机会萎缩。后者又导致收入减少,需求进一步收缩。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机制,导致整个经济系统陷入不能自拔的混乱之中。刘先生对于这个机制的描述,先理出两组变量,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以这两组变量的因果联系为线索展开,这在理论上,无疑是个创新。此外,关于凯恩斯经济政策将导致的后果,尤其是无法遏制的财政规模扩张,同时也难以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则极富预见性。这也得益于他多年坚持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篇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有极高价值的文章,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仍然受到批判,由此中断了国内经济理论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推介和研究。这种情形,同马寅初先生当年提出人口论的遭遇,大有相似之处。

刘先生在外国经济史学科体系建设方面,立意高远,跳出了前苏联教科书的巢臼,综合了经济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的视野,将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中在印度经济史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填补了国内那个时代的研究空白。在英、法、德、美及日本近代经济史的论述中,也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至于八十年代后在人口学方面的研究,则秉持了学以致用的精神,顺应了改革开放初期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政策制定上的理论需求,使兰州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勃然而有生气,1987年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确定为中国西部人口研究中心。也只有在这个时期,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过程里,最舒心畅意的时候。

(四)

   作为刘先生的“入门”弟子,没有资格对先生文论评头论足。所能做的仅是将先师生前所发表的重要著述归类。借着这个机会,想要说的是我和先生的师生缘。

我1980年考入先生师门下读研,1982年留校任教,1992年亲历先生逝去。前后追随天怡师12年。期间先是作为学生接受其耳提面命授业两年,后为同事兼助手,接班本科教学工作,与先生共事整10年。不仅与刘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而且和师母白超莼女士,他们的子女们都形成了宛如亲友的关系。实际上读研之前随“七七级”同学修本科期间,就曾上过先生的外国经济史课程,领略过先生的风采。这样我和刘先生的关系,是由远及近而达于亦师生、亦同事、亦亲友的境地,学术上算是先生“嫡传”了。提及先生,想说的话很多,这里仅就先生为人为学略述一二。

十几年师生情谊,先生给我的印象可归纳如下:其为人可谓谦谦君子,其为师践行了因才施教激励创新的现代教育理念;其道德修养多半基于修身齐家治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学界常言,做学问须先做人。说到做人和为人,先生践行了儒家所谓君子之道,仁、智、勇兼具,以仁人之心待人。这点放在先生身上恰如其分。相信凡是认识刘先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先生宽厚大度,常以手书"心底无私天地宽"自勉而勉人。有件事足以为证。他自1958年因发表在《经济研究》的那篇学术文章遭受批判,甚至还牵扯到建国之初回国一事,也被作为值得怀疑的问题,一直纠缠不休。到"文革"结束,前后20年间可谓历届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屡遭批判甚至侮辱,和个别同事当有不少恩怨。我们读书时就曾听别的老师提及,但从未听他本人透露过点点滴滴。对曾打过他的学生,也很宽容。论其智,确有不惑的君子美德。不跟风整人,可谓大不惑耶!先生表面看上去柔弱书生像,但内在有勇者的素养——“勇者不惧”。何以为证?新中国刚建立他就中断在美学业,毅然弃学回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接受短暂的革命教育之后,竟然选择了条件相对甚至绝对艰苦的大西北,携妻挚子来兰州大学。面对那样艰苦的条件毅然而然,无怨无悔,把一生献给了兰大,献给西北的教育事业。此诚所谓勇者也。

仁、智、勇之外,先生最让人敬佩的美德可谓不争。我读研和留校工作期间,去系里替先生办事,时有不顺,亦不乏刁难者,和先生说起,他往往一笑置之,摆摆手,说算了、算了!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始成为大学经济学教学内容之后,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西方经济学大师,国内许多学校和学者邀请他去讲学或合作编写教材,但他却没有去争取这一方面的名誉和地位,而是按照学校的选派,转入人口学的开拓领域。孔子说,“君子不争”,这句话用在先生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先生为师,把西方教育精神和儒家理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西方理念是什么?英文权威词典对"教育"(education)一词的解释就是很好的脚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上说,教育是这样一种过程,一个人通过指导尤其是学校的正规指导与训练,使其思想和个性特点得以开发。说明白点,教育就是开发与培养人的个性特点的过程,其要义在于开发差异化的人才。这和国人的一般说法相左,而与孔子的说法相通。国人一般的说法,可在汉语大词典上找到,那里说教育就是教书育人。崇尚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暗含着培养无差异产品的意向。实践中往往扼杀着人的个性特点,也有悖孔子的理念。曾子所纂《大学》录孔子语录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博大学问的道理,在于彰明人的心灵深处早已存在的灵气和美德。我们每个人,只要能考上大学,心灵深处原本就有灵气和美德的,教育和老师的宗旨,当是帮助你发现你原本就有的灵气的特点,成就个性化的才能。现在回头看,刘老先生就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当年我们读研期间,他特别注重抓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在研究方向和研究选题上则鼓励我们自己去探索,且要求每个人都博学多文。他本人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亦写有大量诗词佳作,书法有“雪松之体”。而今回味,这恰是在践行个性化的教育,也是在实践所谓因材施教。得益于先生这种教育,师门几人选题各异,创新精神得到激励。后来在工作中,个个学有所长,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一定的贡献。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可以告慰于先生面前的。在我看来,诸凡大师一级的知名学者,有的是生前即有名,有的是身后更有名,刘天怡先生当属后者。

 

2014-10-18 写于浙江大学

说明: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刘天怡先生长子刘新陆、三子刘东平(四毛)的大力支持,有关刘先生出身与求学经历的素材由他们提供。特此致谢!

 

《陇上学人文存·刘天怡卷》

  赵 伟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http://book.kongfz.com/21467/440521179/





[1] 2014年5月30日,兰州大学召开座谈会、举办系列学术专题讲演,纪念刘天怡教授百年诞辰。(见有关报道:http://jjxy.lzu.edu.cn/ArticleShow.asp?ArtID=158&ArtClass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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