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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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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供给侧改革  

2016-01-11 12:35: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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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供给侧改革

赵 伟

   “供给侧改革”是近期国内经济界的热话题。话题的起因众所周知,这里不想去重复。这里想要辨析的有两层:一层是,“供给侧改革”无法简单模仿美国供应学派策论。另一层是,供给侧改革须盯牢中国经济的某些现实。

诚然,“供给侧改革”不能不令人想到经济学之供应学派分支,进而联想到1980年代美国“里根经济学”的政策实践,期望从美国昔年的改革中找出可供借鉴的经验或者某种启示。但这里必须清楚的是,无论是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还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实践,供应学派是源自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其实施的基础是自由市场经济。说得清楚点,就是在不触及自由市场经济基础前提下的改革。什么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坚实的私有产权,外加自由企业制度。在这个基础上,“里根经济学”实践的核心内容有二:一个是按照供应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佛的建议,大幅度减税。另一个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或曰非干预化(deregulation)。这两招的结果,是创造了一个“廉价资本”与知识界创新创业的时代,后者则促成了美国“新经济”和IT革命。这样的改革,事后看起来轻松,但事前是需要极大决断力的。别的不说,单是在政府财政赤字累累情形下的减税决断,就得有十二分的勇气!

反观中国,作为一个制度与工业化现代化双重转型,且两重转型都未完成的经济体,若只是简单地模仿美国昔年供给一边的改革,以减税加政府对市场管制的减少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供给侧该改,须盯牢中国经济的现实,以提升国民收入水平,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或曰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为要义。为此首先须搞清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现实风险之所在。这里重温一下经济学的有关专业知识是不无裨益的。

经济学家们关于国与国之间经济增长差异因而后发国家经济潜力的解释,引出了诸多理论,其中三种理论最有影响:第一种称作生产函数-人力资本决定论。由经济学家索罗提出。这种理论将产出视为资本和劳动的函数。或者说认为产出增加依赖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以及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可改变生产函数,使同样的投入产生更多的产出。由此,这个理论的落点是人力资本,进而研发和技术进步。第二种是地理和区位决定论,即认为地理及区位是国际收入水平与增长差异的主因。早先的研究者强调了三个因素,分别为气候、海港临近性以及一国距世界主要贸易中心的远近。近二十年以来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则强调核心-外围分野。认为无论在全球经济还是一国经济中,资本、高素质劳动力有向核心集聚的趋势,由此将经济在空间上分为核心与外围,其中核心地域经济增长要快于外围地区,且具有更高的稳定性。第三种称作制度差异论。道格拉斯·诺斯是这个理论的开拓者。这个理论基于如下思路:资源的可利用性以及生产率受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影响。虽然在究竟哪些制度特征最有益于经济增长与繁荣等论题上经济学家们之间尚存在争议,但非常一致的看法是,牢靠而稳固产权最为关键,对交换的妨碍最小。为推动经济增长,必须创造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能够维持稳固的产权,而且能够保障企业与个人之间交易的自由。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是自由市场制度。

我以为,作为制度市场化转型与工业化现代化均未完成的经济体,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同时盯住上述三个层面,或者说在上述三个层面同时有所作为。其中在要素供给层面,须盯牢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效率,改善相应的机制,通过提升要素质量或曰要素升级,推动生产函数的效率增进。在区位和空间层面,须盯牢我国作为全球和东亚新兴经济核心的向心力。早先我曾写过说过,中国已经跻身全球三大经济核心之列,并成为东亚核心的最大。但中国的核心地位很不稳固。在制度层面,须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方面动真格,其中非公与家庭私人产权的确立是关键。

客观地来看,目前上述三个层面中的两个都有了一些明显的进展。其中人力资本供给和研发等反映要素升级的变量在强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才性价比最高的经济体;空间向心力借助积极的全方位开放可望强化。唯一是制度改革方面的进展不够明朗,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基础有待改善。后者当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着力点。

(2015-12-21写于杭州)

原载《浙江经济》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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