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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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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全球经济治理架构面临挑战  

2015-08-01 11:47: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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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全球经济治理架构面临挑战

赵 伟

(浙江大学教授)

2009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触底回升标志着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的降临,到2015年第一季度结束,已整整五年半时间。五年半以来的世界经济,总体上可用一句话概括之:有大惊险而无大灾难。其中最大的惊险是时不时发酵的欧债危机,几度显现的美国“财政悬崖”,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逃与经济突然下挫等等。然而回头来看,世界经济一直在增长,二次衰退只是局部的。财经界一再预言的全球性二次衰退迄今未见。何以?我以为这中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存在一个非正式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早先我曾将这个机制称作“3G分层的架构”。G即英文的集团(group),说通俗些就是三个层次集团互动的机制。

第一个层次是“G20”。由全球最大的19个经济大国加上一个“一体化的壳”(欧盟)组成。这个集团建于1999年,原本是个大经济体之间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对话机制,故而全称“20方财长与央行行长集团”。金融危机催生了首脑级别的高峰论坛机制。2008年9月金融危机以“海啸”势头袭来之际,所促成的第一个国际协调大动作,便是G20峰会机制。当年11月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G20峰会,标志着G20高峰论坛机制的正式启动。自那时到2014年,6年时间已召开了9次峰会,其中前三年每年开两次,这在“后冷战”前期的国际政治史上从未有过。无论就国家领导人层面的峰会的决策权限而言,还是就G20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而言,这个机制对于世界经济稳定所发挥的影响,都是别的机制所无法比肩的。这个集团成员在面对全球一些经济风险方面政策上的协调,维持了后危机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第二个层次的“G”由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11国组成。金融危机发生前夕这11国的“门槛”经济规模(GDP)都在1万亿美元以上,因此被称为“万亿美元俱乐部”。11国多半按照“物以类聚”的自然规则形成了两个分离的集团:一个是G7,由全球最大的7个工业化国家构成;另一个是“金砖国家”(BRICS),由四个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南非可忽略不计)组成。其中G7是冷战时期的遗产,在“后冷战”前期就很活跃,虽然一度拉俄罗斯“客串”,号称“G8”。但俄罗斯在这个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客座”身份多于“主宾”地位。随着俄-乌危机和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抗的长期化,俄罗斯之G8的成员资格名存实亡。俄罗斯真正能够发挥影响的集团无疑是金砖国家。“金砖”原本是个调侃的概念,金融危机与“后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情势促成了这个组团的现实化,最终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协调组织,且一度显现出与G7对垒的迹象。实际上在“后危机”以降的多次G20峰会前夕,都会召开两个“分会”,即G7领导人峰会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谈。其中G7(或G8)会谈机制常规化在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谈机制的常规化在后。

第三个层次的G即“G2”,即中国和美国。需要指出的是,G2并非一个真正的集团,而是财经界一种调侃的说法,来形容中美两大国在全球事务中合作的重要性。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伯格斯腾提出。他的根据是:“美中两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实体:美国领导高收入经济体,中国领导新兴市场经济。这两大集团占了全球产出的一半以上。美国和中国既是两个最大的贸易国,也是最大的污染者”, 因此有理由建立一种互动机制。这个建议一经提出便得到巨大反响,虽然两国政府明确宣布不搞所谓“两国集团”,但从两国在反金融危机方面经济政策的遥相呼应,到“后危机”以降两国政府在应对主权国债务危机方面的政策协调等行为来看,一个事实上的“G2”对话机制业已形成。互动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两国领导人确立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个机制正式启动于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的2009年7月,到2013年已经召开了五轮对话。对话机制的一大主旨是,“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上述分层的3G架构原本是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的。然而过往一年多时间大国力量与利益格局的此消彼长,外加地缘政治的变化,多半在打破这种稳定状态。其中三个方面的动向及其长远影响最值得关注:第一个是日益凸显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歧。美国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在即与欧盟、日本宽松政策的加码,对于世界经济的尤其是全球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影响难以捉摸。第二个是新兴经济体减速及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对于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的延展效应。直到后金融危机前三年,新兴经济体一直是世界经济最大的动力源泉,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发达经济体,然而近一两年以来,多数新兴经济体要么增长乏力,要么陷入持续衰退,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这削弱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之间对话的实力。第三个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对于中美战略互动关系的影响。诸此动向,多半都在改变后危机初期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

(2015-6-15晨写于瑞士苏黎世)

载《浙江经济》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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