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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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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经济学家们讲故事  

2015-11-19 11:49: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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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经济学家们讲故事

赵 伟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教授,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和福利方面的研究。按照诺贝尔奖委员会官网上一篇介绍性文章的说法,迪顿在经济学领域的建树主要有三块:第一块是建立了一种估计单个消费者对不同消费品需求的分析体系,打破了经济学家们假定的“代表性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局限。第二块是对消费和收入之间的联系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第三块是在测度发展中国家居民生活水平和贫困程度方面的研究。他的工作多半是基础性的。最基础的工作,是借助大量家庭调查和统计数据分析提出理论,用数学模型予以刻画,再力图将微观经济分析中得出的某些结论或者启示上升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层面。

老实说,我本人对迪顿研究的领域不是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家们所讲的故事。实际上,自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以降,大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多半是由一两个故事或者假说引出的。亚当·斯密的故事是“经济人”、人的交换才能与“看不见的手”。引出的是分工理论。分工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生产率,因而是富国裕民的源泉。“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接下去的逻辑是:一切不利于分工深化与扩展的政府政策都是恶政策。弥尔顿·弗里德曼的故事——多半属于一种假说——是,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换句话说,任何经济波动都是货币供应量先行波动的结果。2008年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讲的故事是,消费多样性即增加的福利,但在消费者多样性需求与生产者的规模经济之间存在两难,解决两难境地的经典模型可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引出。

2015年诺奖得主迪顿讲的故事至少有两个。其中一个引出并做了规范研究。另一个多半停留在猜想地步。做了规范研究的那个故事,是沿着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提出的。弗里德曼认为,人们一般会将其永久性收入的几乎全部用于即期消费的,而将偶然性收入的大半储蓄起来,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只会对大众难以预期到的收入发生影响。迪顿指出,弗里德曼假说实际上存在一种隐含假定,即消费者消费的调整比收入调整要频繁得多。迪顿基于大量一手数据的观察与分析证明,现实情形恰恰相反,现实情形是收入变动比消费调整要频繁得多。这个说法被称作“迪顿悖论”(Deaton Paradox)。迪顿认为要解决这个悖论,关键得掌握微观经济数据,得研究作为个体的个人收入和消费者行为。

停留在猜想阶段的那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故事是从描述二战期间德国战俘营战俘逃亡的一部电影说起的。逃出战俘营的战俘们的命运分成三种: 极少数人幸运地逃走,少部分给打死了,大部分给抓了回去重新遭受关押。接着他话锋一转,转到自己的身世。他的家族原本生活在南约克郡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从他的曾祖父开始,几代人都在矿井里挖煤,遭受贫困和疾病的威胁,直到他的父亲那里才有了转机。他父亲那一代,村子里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读到中学,他父亲童年没受过什么教育,只能当矿工挖煤。二战期间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幸运地没给打死,同样“幸运地”得了肺结核提前复原,同一位木匠的女人,也就是他的母亲结了婚。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老迪顿去了爱丁堡,在一家土木工程公司找了份勤杂工的工作。在那里看到了新的世界,有了新的理念,立志要当一名工程师,于是通过读夜校,拿到了相应文凭和从业资质,最终梦想成真,当上了工程师。从此他的家族彻底转机。他本人出生在爱丁堡,自小开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以优异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一路拿下学士、硕士而博士学位。最后成了大学老师,当上了教授。

迪顿自称,这个故事想要说明是,人有天生的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冲动。但我更看重这个故事的另一重寓意:在追求幸福和自由的道路上,各人的遭际不同。恰恰由于人们的遭遇不同,自然就会有不平等。用他的话来说,“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当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乃至死亡中逃脱之时,另外的人则继续被留在这些漩涡中。”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帮助那些依然留在贫困、疾病与死亡威胁的漩涡中的不幸的人?是简单地救济援助,还是创造机会让他们自己奋斗,“逃离”贫困?无论迪顿的战俘逃亡故事,还是他父亲逃离贫困的故事,寓意多半倾向于后者。

迪顿将其说法推及国际援助。他的一个著名说法是,国际援助是低效率甚至有害的。他认为与其对穷国简单地援助,还不如通过撤除贸易与投资壁垒,改善激励机制以促进企业发展,给穷国民众“逃离贫困”的机会。但即便这样,不平等依然是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所引出的推论,在迪顿那里并未予以模型化处理。这恰恰给经济研究者劈出了拓展的空间。在我看来,当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好的“故事”和简练的模型来维持的。一般的程式是,先得有个好故事,引起同行关注,接着理出机理,最后借助数学模型予以刻画推导。迪顿的故事引人入胜,但要以模型刻画,还须大量的工作。

(2015年10月22日写于杭州)

原载《浙江经济》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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