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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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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能否考虑拆分大企业?  

2013-09-17 22:43: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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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的要害是拆分大企业

——美国反垄断与产业升级的历史启示

赵 伟(浙江大学)

《浙江日报》专栏文章

近期国内有关部门明显强化了反垄断执法的力度,先是针对60家制药企业定价模式的调查,继而是对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价格的调查,最近则是对进口汽车价格奇高的调查。一系列调查虽然鲜有强硬惩罚措施跟进,但似乎已经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就在监管机构宣布发起调查不久,雀巢等国际大品牌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纷纷宣布下调在华产品售价,最高降幅达20%。无论怎样,这都是个好的苗头,表明有关部门的反垄断开始碰硬了。曾几何时,反垄断仅瞄准国内一些小的零售商及其经营的小产品,比如绿豆、大蒜什么的,这一次盯上了外商、国际大品牌和中外合资与合作的几个重要行业,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然而客观地来看,进步还不算大。实际上反垄断远未触及到关乎中国下一步产业发展与升级前景的最重要的一些行业和企业,也远未动用最厉害的手段。什么是关乎中国下一步发展最重要的行业和企业?什么又是反垄断最厉害的手段?一国政府针对此类行业和企业的反垄断,对于其产业乃至整个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近期重新翻阅美国经济史,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最大的启示是,反垄断最重要的行业,当是关乎一国经济发展长远利益的最重要的一些行业,是妨碍这些行业竞争与创新的龙头老大企业。最厉害的手段则是拆分。

纵览过往100多年的美国经济史与反垄断史,两个时段最值得关注,我以为这两个时段的反垄断对于美国产业和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起了重要的规制作用:一个是20世纪初叶,反垄断针对的主要行业是石油、铁路、钢铁等工业化主导产业。另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针对的主要行业是技术处在新老交替阶段的行业,主要是IT和计算机行业。前一个时段最具威慑效应的拆分案例,是对洛克菲勒财团旗下美孚石油公司的拆分。美孚系当时美国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石油垄断企业。1911年美最高法院判定美孚石油公司涉嫌垄断而予以拆分,将其拆分为34家独立公司,并处以2924万美元近乎天价的巨额罚款。由此开了拆分大企业的先河。其后10余年间,先后有近20家大企业被拆分或遭到罚款。后一个时段即上世纪80年代第四次新技术革命掀起高潮之际,反垄断的重点行业转向信息产业和计算机行业。最具“标杆”意义的拆分案,是对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 &T )的拆分和IBM公司业务的分割。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宣布拆分AT&T,将其一分为八,分拆出了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T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由此将美国电信业从大公司垄断时代推入了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同一时段,通过诉讼迫使IBM将其硬件与软件分割开来,这为后来针对计算机行业的反垄断开了先河。接下来10余年间美国司法部针对微软搭售浏览器等案的断续诉讼,不时搅动着IT行业的竞争局势。

这样,从1911年拆分美孚开始到2002年,美国共有52家大型企业遭到司法部的拆分起诉,其中45家被强行拆分。而这中间将近一半是在上述两个时段被拆分的。

问题是,上述两个时段的拆分大企业反垄断出击,对于美国产业与创新究竟起了怎样的效应?历史地来看,20世纪初叶的第一次拆分大企业浪潮,遏制了那之前工业化期间形成的传统支柱产业的兼并与企业巨型化倾向,重新释放了这些行业的内部竞争因素,竞争则激发了行业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同时促成了美国企业的国际化浪潮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同样地,20世纪80~90年代针对IT产业的反垄断,则直接打开了这个产业的竞争和低价格之门。别的不说,单是拆分AT&T一项,就为信息产业的技术革命创造了一种竞争性制度环境。事后来看可以这样认为,如若没有对AT&T的拆分和对IMB业务的拆分,移动通信就不会如此之快地降临,个人电脑也不会如此之快地得到普及。对此,有研究认为,恰是上世纪80年代针对通信产业的拆分,“改变了该产业的结构,以较小的专业化的公司取代了垄断巨头,小公司必须以互补性技能彼此合作。其结果便是巨大的创新”。另有比较研究认为,那些从未有过像美国那样大张旗鼓拆分大企业的工业化国家,后来的产业发展多半陷入了“极权垂直组合”企业“陷阱”,强势的供应商压制着创新,产业创新裹足不前。

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产业与经济发展阶段颇有些“双重叠加”的特征:一重是工业化临近完成,传统产业居于主宰地位。石油石化、钢铁、铁路等行业战略地位重要,对于政府产业政策的形成影响巨大。另一重是搭上了20世纪80~90年代IT革命的快车,制造业、服务业乃至社会管理方面所依托的技术基础,堪与美国上世纪80年代相媲美。这就是说,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相比,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均财富创造能力,相当于其上世纪初叶的水平,但所依托的技术基础,则相当于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这种“双重叠加”的阶段特征,意味着中国的反垄断,同时得面对工业化高潮期形成的传统产业和新技术革命崛起的新兴产业两类行业。意味着要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借助市场竞争配置资源,进而推动产业技术和管理创新的制度环境,针对新老两类行业的反垄断至关重要。

客观地来看,与美国不同,中国上述两类产业的巨型企业,多系国企尤其是“央企”,针对此类企业的反垄断本身就存在诸多误区。要像美国那样搞拆分,虽然有一定难度。但电信业尤其是移动通信行业早先的改革与拆分,意味着拆分在中国并非不可能。

(2013-8-26写于海外访学中)

部分载《浙江日报》2013-9-9日09版

原标题:“反垄断的要害”

http://zjrb.zjol.com.cn/html/2013-09/09/content_2316230.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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