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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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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红利何以生?   

2013-06-13 08:00: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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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红利”何以生?

——改革“近史”感悟(之一)

赵 伟(浙江大学)

 近期随着经济减速,中外财经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看淡者似乎在增加。有一种渐强的预测是,中国经济正在陷入长期低迷状态;有一种分析认为,投资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迅速下降,加上劳动力供给和环境约束的强化,经济已经在告别往昔的高增长。更有预言家放话,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地方债的集中爆发,中国经济将可能崩溃。左的激进论者一概把这归入“唱衰论”,但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我以为中国经济的确在走入一个麻烦丛生的区间,除了个别站在中国竞争对手一边的帮腔者而外,多数经济学人似乎无意唱衰。其中有些用了过时的理论得出错误的结论,有些系在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的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试图以振聋发聩的话语,激励决策者早下决心,推出有点儿胆识的改革方案,把中国经济引出正在遭遇的险滩。

借着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有两层:一层是,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依然很大,也不乏潜在的动因。另一层是,要把这种潜在空间与动因变为现实,关键得看政府改革力度。前一层无须多说,只看两个数据就行了:一个是,中国现时人均国民收入仅及美国的1/8或韩国的大约1/4,不说赶上美国,单是赶上韩国现在的水平(2.4万美元),至少得把年增长率保持在8%,花费20年时间!其二,中国13亿人口意味着近4个美国或10个日本的消费者,进而意味着今后即便中国出口不怎么增长,单是内需就可创造全球最大的市场,单靠国内需求,就可将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后一层无须过多论证,略微看看过往中国经济突破一次次困局的“简史”,就能得到足够的现实启示。

过往中国经济也是在闯过一个个难关险滩,经历了多个巨大风险才走过来的。其中远的不说,单从1990年代初期到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的经历就颇具启示意义。这期间大的风险就不下三次:

第一次是两位数的严重通货膨胀。相信许多人记忆犹新,1992年到1996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曾经创下接近25%的历史记录,银行利率一度提高到14%,外加两位数的“保值”利息。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外贸一度赤字连连,国内储蓄减少,遭遇了实实在在的“两缺口”困局,即外汇与进口需求之间的缺口和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

第二次是所谓“三角债”困局。发生在1997到2002年之间。“三角债”实际上是经济度过“短缺”之后遭遇的第一次“过剩”的表现,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竞争,产品由不愁卖转入严重积压,陷入多重债务链条之中,结果是通货膨胀变为通货紧缩。

第三次是加入WTO与履约开放市场冲击。自2001年末开始,到2005年告一段落。曾经有人预言,加入WTO和全面开放市场,将陷中国许多产业于“狼来了”的严重困境,汽车业和农业将遭受巨大损失。然而事后看来,这些都成了危言耸听!

回头来看,化解这三次大风险的最有力武器只有一招,这便是经济体制改革:“抢购风”与高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当年大力度工业企业改革的一种即时反应,是改革的“阵痛”;“三角债”与通货紧缩的化解也靠了体制改革,最有效的一招无疑是政企分开和对公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加入WTO履行承诺则促成了一次大力度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中企业制度方面最有意义的改革,无疑是给予体制内外企业一视同仁的市场待遇。政府改革方面最有力度的举措,要数按照WTO“透明度”规则废除大量“红头文件”,大幅度弱化了审批制。所有这一切,外加结束福利分房的住房制度改革,无疑构成那之后长达十年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因。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恰是这几招改革创造的“红利”,构成了“前金融危机”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因。别的不说,单是停止福利分房一招所促成的房地产业崛起,就给差不多所有地区的经济和财政增长,创造了数十万亿元的直接红利!

比照“前金融危机”18年间中国经济经历来审视目前经济困局,不难感悟到的是,困局形成的一大原因,显系截止入世过渡期十余年间“改革红利”的耗竭,而新改革未能接上。金融危机原本给了中国加速改革的极佳机会,然而给偏好投资的刺激政策延宕了。面对外部汹涌的金融海啸,决策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加大改革力度,以改革化解风险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促生产方式由粗放而集约的转变,而是大力度刺激,结果延宕了改革不说,还促成了又一次粗放。

客观地来看,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虽然远超2008年,但比起入世履约前10年间的风险来并不算太大,加快改革所要冒的风险远比那时要小,这意味着,只要决策层具有足够的胆识,快点推出有足够力度的改革举措,就有通过改革创造出新的“红利”。如此一来不仅可像当年那样化解时下的经济风险,而且还可能把中国经济引入又一个较长的增长周期的。

(2013-5-14草于杭州,31日改于北京清华讲学中)

部分载《浙江经济》个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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