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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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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贸易理论难以构成贸易理论演化新阶段  

2013-12-05 07:34: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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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贸易理论难以以构成贸易理论演化新阶段

赵 伟(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专栏文章

“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是近年国际贸易研究者“圈内”的一个提法。这一提法基于以下事实:贸易研究从此前的国家或区域宏观层面,拓展到企业微观层面。“新新”之说多半是为了与20世纪70—90年代形成的“新贸易理论”相区分 。在国内经济界,有人将其称作贸易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然而,这样划分为时过早,无论就新新贸易理论目前的进展来看,还是就这个理论所依托的整个经济理论的演化进程来看,尚不足以构成贸易理论演化的一个新阶段。

国际贸易理论演化简史

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化经历了三个明确的阶段。每个阶段的突破,都无一例外地依托于一种新的理论,至少是原有经济理论或体系的翻新理论。

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开端,到李嘉图—托伦斯的比较优势理论成型,均置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之下,后者则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基于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边际革命”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期间的贸易研究有两个重要脉络:一个是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其实,就是把老的理论置于新古典之完美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之下,引入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及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等新概念进行解释。甚至把20世纪头30多年(1919年赫克歇尔,1935年俄林)提出并成型的要素禀赋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打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另一个是以两国家、两要素、两商品(产业)为假定的建模尝试与模型拓展。这顺应了20世纪中叶兴起的经济学数学化趋势,经济学家们遵循新古典经济学之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各种各样的模型,把贸易分析发展成一种“结构上的一般均衡”分析。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对要素禀赋理论四个定理(H-O定理,SS定理、雷布钦斯基定理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提炼、模型化处理和数学推导,以及各种各样的拓展尝试。

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由保罗·克鲁格曼及其多位合作者辟出并予以拓展,将收益递增情景纳入贸易理论分析。他们先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并做了内生化处理;继而将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研究打通,辟出了一种“有区域无国家”的分析意境。新贸易理论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当在其从D-S模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出发,对垄断竞争市场产品多样性与贸易福利的全新刻画和处理,以及对于贸易福利内涵的拓展。“多样性等于增加的福利”,展示了经济学关于贸易福利的一种新的理解与模型化处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新贸易理论并不排斥古典贸易理论。一般认为,新贸易理论只是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难以解释的那一部分。即便有了新贸易理论,植入新古典理论框架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依然有效且有用。这点就连克鲁格曼自己也承认。他曾写道:“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教给学生最重要的知识还是来自休谟和李嘉图。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教会他们,贸易赤字是自我校正的,贸易的利益也不依赖于一国相对于其所有对手拥有的绝对优势。”

纵览贸易理论和庞大的经济学体系本身演化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到这样的事实:所有突破或创新,都和西方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上大的突破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新古典贸易理论是由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之“边际革命”催生的,那么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则是和20世纪70年代发端的“收益递增革命”相适应的,属于“收益递增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收益递增革命”当初的发生虽然颇有些波澜不惊的表象,但却引出了多个经济学分支的创新,涌现了一系列冠以“新”字的经济学分支新论,除了新贸易理论而外,还有新增长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新经济周期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所有这些新理论,无一例外地都将此前一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舍弃的收益递增因素重新找了回来,作为主要的内生变量。

转向微观层面:新新贸易理论最大的出新

与贸易理论以往三个阶段相比,目前被冠以“新新”之说的贸易理论,尚处在某种“悬空”境地,缺乏相应的经济理论或框架作为依托。

新新贸易理论最大的出新,在于观察贸易世界维度的变化,从宏观、中观层面转向了微观层面。换言之,即从国与国之间或行业与行业之间(包括寡头垄断情景——“一家企业一个行业”)转向了一个个的企业。此前,几乎所有贸易理论围绕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究竟应该出口什么进口什么?新新贸易理论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企业为什么要出口?其引申的问题包括:哪些企业在出口并且应该出口?由此而对行业资源配置及生产率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一般认为,马尔科·梅里兹(Marc J. Melitz)2003年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贸易对产业内资源配置及总产业生产率的影响》(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一文,拉开了这个理论创新的序幕。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触发梅里兹思考的“前置”问题的提出,因而新新贸易理论视点的挑明则要早些。安德鲁·伯纳德(A. Bernard)2001年发表的《为什么有些企业出口?》(Why Some Firms Export?)一文,实际上已经明确地将贸易研究的视点由国家层面移到企业层面。

新新贸易理论所倚重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企业异质性”(firm heterogeneity)。此前的贸易理论大多基于一个或明或暗的假定,企业是无差异的,进入国际贸易和进入国内行业一样。新新贸易理论则基于如下的实证发现:出口企业和不出口的企业不同,最明显的不同是生产率差异,或曰生产率异质性。

由于引入生产率异质性,因而同时触发了另一个问题的出新,即贸易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新新贸易研究者辟出的视野下,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成了进入出口行业的最重要的一道“门槛”,由此拓展了此前关于贸易与增长的视野,从贸易的各种“外溢”效应,拓展至微观企业直接的生产率或效率“竞赛”,且更容易进行内生化处理。就这个意义而言,新新贸易理论确有创新。

然而,与此前两次划分阶段的贸易理论创新相比,“新新”贸易理论迄今的创新还不算太多太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作为该贸易理论建模核心要素的企业异质性视点,也并非全新的。克鲁格曼基于D-S模型拓展的垄断竞争模型,实际上已经考虑了企业异质性特点,只不过那里的企业异质性是指企业产品的差异而非生产率的差异。不仅如此,新新贸易理论考虑的收益递增,已成为此前新贸易理论的老生常谈。考虑到诸如此类的现实,比之此前贸易理论几次划时代的突破,新新贸易理论只是“新”了那么一点点,还不足以视为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

掀起基于“大数据”的计量热潮

新新贸易理论研究有个明显的偏重,这便是一改克鲁格曼之前经济学家们重理论模型轻实证的传统,从实证入手,让“事实说话”,由此掀起了一股基于“大数据”的计量热潮。而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数据时代”的降临,则奠定了这种计量热潮的“物质基础”。有了互联网和名目繁多的数据库,有了各种各样的计量软件,不独国际经济学,实际上整个经济学界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偏转”,由以前源自哲学的沉思和形式逻辑的推演,因而倚重个人感悟或灵感触发思想的传统,转向证明某些猜想的复杂实证,由此越来越倾向于多人合作,并以猜想和实证导出某些定理,借以提出政策设想。

上述“偏转”究竟在把经济学研究引向何方?尚有待时间的证明。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诺丁汉大学中国与全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1日

http://www.csstoday.net/xuekepindao/jingjixue/858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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