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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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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贵州“瑞士梦”  

2013-11-05 19:30: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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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贵州“瑞士梦”

赵 伟(浙江大学)

 30年前读研期间,同级外系有几位川黔籍同学,笑谈间每每提及一个关于贵州经济差的调侃:“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14年前,笔者有幸在瑞士苏黎世访学小住,禁不住把瑞士的自然地理地貌和印象中的贵州相比,闲暇之余搜集了瑞士与贵州经济地理及人文环境方面的一些数据,两相对比,发现确有惊人的相似性。颇多感叹,写了篇随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以自然环境相近而经济发展竟有天壤之别?”

随笔是这样起笔的:“瑞士乃当今世界首富,90年代以来其人均GDP连年排名全球第一。1997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高达4.4万美元,比排名第四的美国(2.8万美元),整整高出1.6万美元。瑞士风光优美,为有关国际机构评为全球居住环境最佳之国。瑞士自古就这样富吗?显然不是,据瑞士当地朋友讲,100年前,这个国家曾经是很穷的。瑞士自然条件优越吗?从观光角度来说,是也,但从发展实体产业角度而言,非也。因为这个国家既无多少肥沃耕地,也无重要矿产。我在瑞士工作生活了六个月以后,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瑞士与中国的贵州相比。因为我得到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这个国家自然条件与中国的贵州差不多,而其矿产资源,则比贵州少得多。”

该文在那些年颇有影响的一份经济学圈内报纸《经济学消息报》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甚至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讨论。好几所高校的研究生来电说,他们把我那篇文章当作制度经济学的案例读物在研读。一篇有感而发的随笔能获得如此大的反响,作为一名学人自然感到欣慰。

这事儿后来就这么淡忘了。不曾想到,14年后的2013年盛夏,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又给重提,我的文章又给人翻出来了。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问题,似乎有了官方的正式“回应”。事情是这样的,暑期在某海滨城市避暑度假兼读书,享受与发挥人的“自由自在的天性”。忽一日收到一封“电邮”,发件人自称某国企贵州分公司的经理,刚参加了在贵阳开的一个高层论坛,会上有人提到我的那篇文章。他在网上翻出读后,感到“剖析深刻,惊叹作者明锐而独到的眼光”。临了表示对我“致敬!”。上网搜了一下,发现贵州刚刚举办了“2013‘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论坛的压轴戏,是瑞士联邦主席尼雷尔和贵州省领导的对话。对话的主题是“借鉴瑞士经验,努力建设‘东方瑞士’”。 进一步看下去,发现从中央高层到贵州地方领导,都在把瑞士当作贵州经济发展的一个参照系,力促贵州与瑞士的交流与合作,希望贵州借鉴瑞士成功的经验,打造所谓“东方瑞士”(参见新闻“放眼看贵州瑞士”,《贵州日报》2013-8-5)。多家媒体报道和评论中,都引了我那篇文章的观点:

-- “……浙大CRPE首席教授、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客座教授赵伟在谈到瑞士时,选择了更为具体的表述:瑞士工业化和城镇化体现着因山制宜、因势制宜的特征,其主导产业金融、机密机械制造与食品加工等,均呈现出与其山地地貌、交通不具备优势等独特地理环境深度协同,走的是“微、精、准、效”道路,并认为是贵州产业发展的借鉴方向。” (同前引文)

-- “浙江大学著名学者赵伟在《何以自然相近而经济天壤之别——瑞士与贵州的比较思考》文中提到,贵州与瑞士,同样多山,而资源禀赋和社会构成等,贵州还更胜(一筹),为何瑞士多年人均GDP世界第一,而贵州则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文章经过对瑞士几大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的总结,认为关键在于面对自然地理环境,我们是“战天斗地”,而瑞士人是“创造性适应。”(“‘东方瑞士’:廿年一梦”,记者述评,载《经济信息时报》2013-7-30)

一篇随笔, 过了14年还有人去翻去引用,作为该文作者,自然有几分“成就感”。但值得指出的是,我虽然对贵州人的瑞士梦充满期待,但依然认为这梦的实现难度很大。我以为最大的难度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上。“面对自然地理环境,我们曾经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战天斗地’,而瑞士人的理念则是‘创造性适应之’。要改变这个差异谈何容易?略微上网搜搜便不难发现,直到而今,“与山争地”还是贵州的一种主流理念。另一个是制度的。“瑞士法律制度给每个地区的人民以决定本地经济发展的足够决策权,而我们的许多决策都是高高在上者的审批部门做出的,后者多半从未去过贵州,只是听汇报得来的信息。”

我以为,如若不痛下决心,改变“战天斗地”的理念,摆脱一想发展就想到与山争地之类的思维惯性。多半在和瑞士的理念背道而驰。而在制度方面,决策者若无“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改革,尤其是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贵州的“东方瑞士”梦依然可能仅是个梦而已。故而我认为,瑞士梦固然很美很诱人,但要实现得首先改变人与环境尤其是大山之间的理念,得进行动真格的制度改革。

(2013年9月6日思于广西玉林,9月25日写于杭州)

载《浙江经济》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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