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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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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增长经济何以保持社会稳定?   

2012-08-29 08:55: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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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增长经济社会稳定之谜

——日本经济再认识(之一)

赵 伟 (浙江大学)

“零增长”和"失去的十年",是经济界对自1991年“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经济经历的一种夸张式说法,这个说法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那里是近乎众口一词的。其最为关键的论据之一,是说上世纪90年代,甚至过去将近20年时间,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零增长"。基于近年多次赴日访学、小住期间的所见所闻,外加对所结识的日本朋友的“随机”访谈,我对这个说法总有些怀疑。怀疑的一大依据是,一个据说经济近乎停滞了多年的国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看上去依然富裕,社会秩序与治安出奇地好,多年排名全球各国前列!让你怎么也难以与经济萧条联系在一起。近期借着再来日本访学、小住的机会,再次翻阅了有关经济数据,做了相应的国际比较,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说日本经济“失去了十年”,实在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这方面最有力的根据首先是数据,是代表经济增长的关键数据。其中“世行”编制的GNI(国民收入)兼具权威性和国际可比性。具体有两个指标和两种算法。两个指标分别为总量和人均,两种算法分别为名义和实际。总量可以不必去管,只看人均量即可。实际上人均GNI也是世行年度发展报告关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一个统计数据。这个指标是按照三年平均汇率计算的,因而相对稳定。最近的数据显示,1992年日本人均名义GNI当为29740美元,2010年为41850美元,18年间增加了40.7%,年平均增速1.92%。并非经历了“经济学意义”的零增长。后者一般给理解为“零左右徘徊”,或年增速不超过百分之一。日本的这个增速和多数发达经济体同一时段的经济增速相比,只可谓略逊一筹。世行同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同一时期“高收入经济体”的中坚亦即OECD国家,平均的人均GNI从21427美元增加到40197美元,增加了87.6%,年增速为3.1%。其中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从24810美元增加到47340美元,增长了90.8%,平均增速略高于3.1%。日本的平均增速仅比OECD或美国低一个多百分点。若以PPP(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则这个差距还要小。按照日元兑美元PPP计算,1992年日本人均GNI勉强超过2万美金,2010年超过3.4万美金,18年间增加了70%,年增速约为3.1%。仅比美国同期增速慢0.17个百分点!

不仅经济数据看不到“零增长”的迹象,而且若以收入分配偏向以及国民福利变化视野来看,则可认为日本过去20年间的经济增长还是一种不坏的增长,说其“不坏”的根据是增长具有社会稳定效应,说清楚点就是其增长的财富与福利分配倾向,明显地偏向普通民众,具有抑制财富分配分化特征,因而具有社会稳定效应。就这个视野来判断,日本普通民众与国民实际福利的提升,要高于其经济名义增速。这方面有三个具体视点:

第一个是价格-收入再分配视点。这个视点来看,资产价格大跌与消费者价格的长期低迷,具有偏向工薪阶层的财富分配效应,因而有利于普通民众福利水平的提升。我们知道,1991年崩溃的“经济泡沫”是由房地产价格崩溃引发的。继而引发的是整个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跌,由此将日本导入一个低资产价格时代,迄今未有逆转。其中住宅价格就是个有力的明证,连续指数显示,2010年日本住宅平均价格比“崩盘”前夕的1991年低出近80%,只比1980年高20%!在这同时,消费品者价格即CPI持续低迷,多数年份徘徊在零左右。2012年5月份的CPI几乎 与1992年持平。资产价格与消费者价格这种“非对称变化”的一大效应,是财富分配偏向劳动阶层的强化。经济学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具有偏向有产者的财富分配效应。日本的情形恰恰相反,资产价格大跌而通胀为零,无疑具有“偏向反转”的财富分配效应,有利于工薪阶层而不利于有产者。这可以解释日本基尼系数长期走低的原因,迄今在0.38的低位。

第二个是“官-民”国民收入分配视点。这个视点最明显的倾向是,经济增长的成果归于政府支配的份额在萎缩,而归于民众支配的份额则趋于增加。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过去20年日本经济的低增长导致了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长期不振。公营部门预算普遍紧缩,公务人员的薪水不升反降。在日本“当官”成了某种苦差事,事务不少监督特多而薪水不升反降,连公立大学教授们的工资也不时在给调低。不难推断,在整个国民收入“蛋糕”中,如若政府与官员支配的份额在下降,则大众的份额自然会上升。由此同样可以推断,经济增长的成果,越来越多地为大众支配。

第三个视点是对外经济联系视点。这个视点来看,日本自国际经济交易中获取的福利增长,远高于其经济贸易名义增速。其中日元升值是最重要的一根切割国际经贸福利的杠杆。过去20年间尽管日本国内经济增速相对较低,但日元汇率却持续坚挺而不时走高,累积升值70%左右。日元升值一方面压低了国外供给缺乏弹性的大宗进口消费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则提升了国外需求同样缺乏弹性的日本出口品的价格,由此通过贸易条件变化,割去了较多的国际贸易福利。同样借助坚挺而趋升的日元汇率,日本企业与民众大举投资海外尤其是那些货币贬值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购置廉价海外资产,建立海外制造中心,在实现产品价值链低成本组合的同时,占有了巨额的海外资产。

高收入水平的适度经济增长,外加增长的财富与福利分配偏向大众的倾向,无疑可视为日本社会经济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2012-8-7写于东京,载《浙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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