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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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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指数”比幸福指数无情   

2012-08-13 07:29:26|  分类: 学术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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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指数”比幸福指数无情

赵 伟(浙江大学)

    近段时间以来有个话题给炒得很热,这便是所谓“幸福指数”。因为不止一个国际机构经过计算打分,把中国国民总幸福(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排在了世界第120名开外。这听了让人很揪心!咋一听似乎中国国民是世界上最缺乏幸福感的那类!实则令人生疑,仔细翻翻有关研究报告便不难看出,那多半是对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一种扩展的算法与排序而已。说得具体点,就是在人均国民收入或GDP基础上加了别的指标,主要是环境、国民健康及反映大众政治参与度等的社会治理结构等指标。但在所有指标中,人均国民收入占的权重最大,外加它与环境、国民社保医保及社会治理等指标之间的“自相关性”,因此这个排序的结果和世行人均收入排序出入不是太大。故而我们看到,那些高收入高福利的欧陆小国,比如瑞士、丹麦、挪威什么的,依然高居前列,而大多数非洲穷国无一例外地给排在后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本身就排在全球100名开外,考虑到环境处在“库氏倒U型”的底部、双保(社保医保)覆盖率较低等现实,自然排在后面,这一点并不奇怪!

理论上来说,幸福很难测度。因为它多半是人的一种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因时因地而异。权威的解释说,幸福是一种人在“感受良好时的情绪反应,一种能表现出愉悦或正的心理状态的情绪”。就这个意义来说,很难用人均收入、环境等指标去测度与比较国民幸福水平,也很难拿这种不大牢靠的指标去督促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去做点什么。因为再笨的政府官员都会甩出一句不无搪塞的话:幸福是个人主管感受,何以客观测度?!这里我不想就这个测度指标较真,我想说的是,针对时下中国经济增速滑坡、产业转型升级滞后可能引出的民怨与诸多社会问题,对于各级政府来说,要想求得社会稳定与民心所向,与其关注多半有些虚无的国民幸福指数,还不如去关注它的反面,亦即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痛苦指数。客观地来看,比起所谓幸福指数来,这个指数更实在,且具有更强的可计量与可比较性,显示的问题也具有较为明确的政府政策介入与“可为”的空间。

“痛苦指数”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创意,用以测算一国民众对于经济状态的真实感受。简单地以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加总计算。且不要小看这种简单的计算方式,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确能据以判断大众情绪尤其是政府声誉,甚至在大选年能据以预测选情。历史上美国多次大选,总统在别的地方做得再好,只要经济学意义的“痛苦指数”高企,连任多半没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数老布什。此公任内四年,尽管端了“9·11”恐怖主义元凶的老巢,痛打了美国人讨厌的独裁者萨达姆,然而却在大选中败北而未能连任。分析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说法是,国内经济表现不佳。数据显示,老布什任内美国“痛苦指数”一反其前任时期的下降而为攀升。最成功的例子要数里根。里根执掌白宫8年,不仅搞跨了苏联,结束了冷战,且经济政策成功有加。粗略算一下,里根任内美国通胀率与失业率双双下降,“痛苦指数”大降了近10个百分点。里根给美国公众留下的印象如此之佳,乃至在后来的多次民意测验中,其公众评价都名列美国史上第二“最伟大总统”之列,仅次于开国总统华盛顿!里根给西方当政者的启示很清楚,要想史上留好名,首当其冲的是减轻国民痛苦指数。研究揭示,这个指数变化与一国犯罪率也呈紧密的负相关关系。道理很简单,物价稳定同时失业率低,偷窃抢劫的人保准少!另有研究揭示,近年一些陷入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国家,其前兆恰恰是经济“痛苦指数”的快速攀升!

客观地来看,作为发展中经济体,计算中国的“痛苦指数”还须加上别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增长的成本因素,说明白点就是单纯追求GDP数字增长的成本。其中两个成本必须首先予以考虑:一个是环境。从大城市的“PM2.5”到小山村的泥石流威胁,从江河湖泊水体的不堪入目到大城小镇的垃圾问题,环境恶化的已经不能再恶化了,且已成了大众关注的重要聚焦点。这方面近期什舫钼铜项目引起的民众抗争,就是最好的注解!另一个是贫富差距。这个问题无须多说。随便做做“民调”,相信这两个问题对民众的伤害最大,也是可以量化测算的。其中环境指标可取一两个代表性的数据,收入分配差距可用现成的“基尼系数”。

可以这样设想:将上述四个指标“指数化”并予以加总,以某个年份为“基年”,测度与观察后面年份的变化,据以得出地区经济“痛苦指数”变化态势,找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或许有人会说,这样测算似乎太简单,还应加上拆迁、腐败、交通拥挤及幼教乱税费等指标!我要说的是,指标太多太繁会掩盖主要症结,反而没用,经济学的妙用恰恰在于简化。先以这种极端简化的方式算算如何?

(2012-7-24写于东京,载《浙江经济》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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