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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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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不可变为保增长   

2012-07-24 08:55: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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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不可变为保增长

赵 伟 (浙江大学)

    经济减速原本是预料中的事,但面对二季度的GDP数据,相信不少人还是会感到有些吃惊的。因为减速似乎快了点儿,因为增速不仅跌破了多年以来所力保的“底线”,而且接近年初确定的年度底线。面对2012年2季度数据,经济界至少有三种判断:一种可称为“长期衰退论”。认为目前减速只是个开头,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实际上,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财经界就不时地有种声音,说当下只是“秋天”,接下去才是“冬天”。另一种可称作“短暂减速论”,认为减速只是一两个季度的事儿,三季度将触底回升。第三种可称为“低速增长持久论”,最流行的说法是,以往高增长赖以维持的关键投入要素(劳动、土地)的“红利”已近乎耗竭,今后要维持同样高的增长很难,经济将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代。这些判断抑或预期究竟是否准确先不要去管,关键要看它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假如政府接受了第一种预期,可能会再次急着出台刺激措施,结果可能会把经济推入真正的灾难之中。假如政府接受了第二种预期,或许会先看看,不急着采取措施,麻烦同样也回降临。假如政府接受了第三种说法,...。现实世界是没有假如的,政府必须做出准确判断,同时适时而采取行动!

问题在于,面对经济超预期的减速,政府究竟应该怎样去做?就目前以及“后危机”时段可以预见的国内外经济大势综合判断,短期甚至中期内政府能做同时必须做的,依然须盯牢增长目标,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置于重要地位。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增长就有希望,不增长就会有问题,负增长就会带来大麻烦,——这对任何经济体都一样,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与制度转型都未完成,面临实实在在“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的经济体而言,涵义尤其重要。别的不说,单是一个风险就意味着中国多半经不住一次“西方式衰退”的打击:在一个互联宽带网链接起来的全球化时代,在资本在空间上以光速流动及重构成为可能的时代,中国经济一旦失速陷入衰退之中,就可能动摇内外私人投资者的信心,触发资本外逃。因为目前中国对全球资本及企业经营要素的“向心力”,主要源自高而稳定的增长潜力,而非体制的稳定性。因此保持经济稳定与增长始终是第一位的,“稳增长”无疑是必须要做的。

但“稳增长”不可变为保增长。说得清楚点,政府政策应致力于保持经济波动的平稳性,防止大起大落引发震荡,而非不计成本地死保GDP数字。为此必须得有增长的成本意识。什么是经济增长的成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盯住通胀率。一般情形下,只要通胀无忧,便会以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高增长与低通胀之间寻找平衡,这便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低通货膨胀代价的经济增长”。这也是时下美联储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逻辑。传统上,美联储只盯住通胀目标,把通胀作为货币政策从紧抑或从松的操作“航标”,时下显然改成了盯住NGDP(名义GDP),把增长置于通胀之前。这里一个基本背景是,连续的宽松政策并未导致通胀抬头,经济系统第一位的问题是增速过低,失业率过高。这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是没问题的。那里的“国民痛苦指数”,大体上可以通胀率和失业率加总计算。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态和此类发达国家极为不同,最大的不同是社会经济发展层次低下,社会问题众多,构成“国民痛苦指数”的因素要宽泛得多。因此不能简单地以通胀代表增长的成本。也不能简单地模仿美联储那样的做法,把通胀率作为政策松紧转换操作指南。除了通货膨胀而外,还须考虑别的增长成本,尤其是构成中国“国民痛苦指数”的那些非通胀因素。目前最值得关注同时也是构成中国式“国民痛苦指数”重要内涵的增长成本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环境成本。经过30多年持续的粗放扩张,各地的环境已经破坏得难以承受了。接下去不仅不能继续破坏,还须考虑补偿。这方面近期什邡钼铜项目引发的事件,就是一个警示。另一个是贫富差距。这块不仅普通百姓意见最大,就是高校教师、公务员与企业高级白领中间的怨气也很大。而在拉大收入分配方面,房价是个重要的“助推器”。

除了上述增长成本而外,还须关注政策的资源配置效率效应。上一轮刺激政策多半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某种置换:刺激了低效率的公有及垄断行业的超长规扩张,抑制了高效率的非公经济扩张。虽然保住了GDP数字,但其遗患多多,民企融资难和民间资本投资狭窄化就是这种效率置换的滞后表现。

若考虑上述构成国民痛苦指数的成本,则即便“稳增长”,亦有可做与不可做的政策措施之分。

目前最应该做的是改善消费环境,激励消费与国内市场扩张。刚刚结束的“名义通胀”(CPI)高企时段,也是消费环境最恶的时段。乱涨价、乱添加外加“三亚式坑蒙”,把消费者折腾怕了,大众即便有钱也不敢放心去消费国货,连钱不多的工薪阶层都想着买进口奶粉。现在趁着CPI回落,卖方市场竞争激烈化的形势,治理消费环境有了刚性约束。政府若能乘势介入,将其纳入转变增长方式的战略高度去大作特作,则无疑有助于强化国内消费需求。可以预期的是,以中国超过日本十倍的消费人口,随着消费环境的改善而启动的消费需求,其推动力将不亚于出口增量。

对于政府而言,“稳增长”不可做的至少有三:其一是不可沿袭反金融危机的旧法,片面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垄断行业的投资,而须以加快金融及资产所有权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民间与非政府经济部门投资。把上一轮刺激导致的效率置换过来,至少平衡一下。其二是不可打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注意。房地产调控政策丝毫不能松动,一松动不仅将致此项政策的前功尽弃与政府失信于民,而且将促使实体产业资本再次涌向这个产业内的虚拟行业。其三是不可取财富破坏型做法。尤其应禁止地方政府借助反复折腾马路、反复拆迁创造GDP的做法。而应取财富叠加型做法——在原有资产之上加上新的。

(2012-7-14写于日本东京)

部分载《浙江日报》2012-7-18第09版

http://zjdaily.zjol.com.cn/html/2012-07/18/content_1634056.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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