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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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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实现无衰退的转型升级?  

2012-05-21 09:56:16|  分类: 学术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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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实现无衰退的转型升级?

赵 伟(浙江大学)

转变增长方式与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后危机”期间的核心议题,也显系高层所确立的一种新的增长战略。这个战略所直接面对的挑战,无疑是“中等收入陷阱”,该“陷阱”的“出口”是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之“门槛”收入水平。20多年前这个门槛收入是人均GNI(国民收入)6千美金,时下当在1.2万美金以上。2011年中国人均GNI接近5千美金,距离这个“门槛”还很有相当的距离!

逻辑上推断,以转变增长方式为政策着力点,不断创造或挖掘出新的增长动因,就能推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这个推断引申到产业层面,就成了以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了。然而若略微翻翻一下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史,便会发现,这个战略预期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其后面隐含着一个逻辑,这便是无衰退的产业升级。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史显示,产业层面大的调整或我们所说的转型与升级,多半发生在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没有衰退的产业转型升级未有先例。无论是多产业联动的转型升级还是单个行业的技术升级,概莫能外。这方面案例多多,尤以美国经济最近的经历最突出,也最具启示意义。

美国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型升级,发生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主线是制造业扬弃了长期形成的传统产业,以一个全新的以IT产业为龙头的新兴产业取而代之。表面上看,此次产业转型升级似乎是与经济强劲增长同步发生的,实际则不然。实际的演化轨迹是,产业转型升级是以一场旷日持久的“滞涨”为前奏的。1970年代的经济停滞与通胀并发症,逼出了政府经济政策与体制的大调整与“里根经济学”。恰是经济体制与政策的大调整,促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同时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不仅如此,即便在1980年到2007年的经济长期繁荣期间,美国经济也经历了多次衰退,衰退实际上为下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积蓄了能量,因而可视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

美国最近一次颇具启示意义的产业转型升级案例,要数汽车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了。我们知道,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把美国这个传统制造业推入了灾难的深渊。2009年1季度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无一例外地负债累累,在破产的边缘挣扎,全球没几个分析家看好其前景的。然而时隔两年之后的2011年1季度,这个行业却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起死回生”了。三大汽车制造商不仅利润空前地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技术与制造效率的同步跃升,2011年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所售汽车,70%以上属于创新产品!究其原因,衰退逼迫与政府选优弃劣的救助条件共同起了作用。

同样的例子在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史中也能看到。这些经济的集约型高增长都以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为“休止符”的,而每一次经济衰退过后,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产业转型升级。其中日本1980年代对此前形成的“重厚长大”产业的扬弃和“轻薄短小”产业的崛起,恰是以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衰退为契机的,德国制造业的高技术化,也是以周期性经济衰退为契机的。

历史何以如此展开?原因很简单,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硬的约束条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裸泳者"出局的市场竞争环境,迫使那些在产业与行业粗放扩展期间“裸泳”的低效率企业淘汰出局。经济衰退恰恰发挥了这种作用,加速了市场优胜劣汰进程,抽紧了企业与产业扩张的约束条件,迫使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去寻找新的增长点。

或许有人要说,先行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这些经验不适合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不是已经经历了无衰退的增长吗?但我要说的是,以往增长多半属于一种“无衰退的粗放”,目前的紧迫任务是实现从无衰退的粗放到“无衰退的集约”。沿用经济学大师马歇尔的视点,把企业比作树木,经济与产业比作森林,则30年前我们的“林地”上“树木”稀少,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栽树,现在的问题则是,林地上已经栽满了树木,要保持林子的生机则需要砍树!然而问题在于,究竟是砍大树还是砍小树?究竟应该怎样取舍?

先行工业化国家将这种选择交给了市场,经济史明白无误地显示,这个时段两方面的因素在强化着市场竞争机制:一个是衰退。衰退——尤其是适度的经济衰退——加速着企业与行业优胜劣汰进程,迫使那些业已失去创新能力的低效率企业出局。另一个是政府政策。最有效的政府政策包括反垄断与非管制化(deregulation)。美国经济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反托拉斯行动,尤其是拆分大企业的行动,都明显地强化了市场竞争机制。衰退与政府强化市场竞争的政策协力,将那些低效率企业推入困局,迫其重组甚至破产出局,而腾出资源给那些富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

世行及国际经济界顶级专家最新一份研究报告,从战后那些成功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与地区的经历中,归纳出五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两个最值得国内决策者去思考:一个是 “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 另一个是“拥有负责、可信和有能力的政府”。中国目前的现实是,政府的强势不容忽视,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偏向则不容乐观。实际上,自上一轮刺激政策实施以来,资源越来越多地在通过政府而非市场配置。更为严重的是,上一轮宏观政策对于传统体制内外两类企业的“非对称”刺激与“非对称”紧缩,多半强化了低效率企业,而将高效率企业置于“融资难”的困局之中。这种状态如若持续下去,势将难免滞涨厄运。

(2012-5-3写于杭州,发表于经济参考报2012-5-18 http://www.jjckb.cn/opinion/2012-05/18/content_3759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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