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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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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老板“跑路”的深层原因  

2011-10-14 11:46:58|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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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老板“跑路”的深层原因

赵 伟(浙江大学)

近段时间以来的温州民企老板“跑路”成了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也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跑路”是怎么回事?说者都很清楚,就是一些民企经营者资金链断裂,逃往境外躲债!关于“跑路”的原因,各方似乎也很清楚,“占优”的说法是:宏观调控陷民企于融资难,只能诉求高利贷,而高利贷的雪球越滚越大,最终压垮了企业,包括一些行业龙头老大。更有论者直截了当地说:是宏观政策“逼死”了民企!按照这种“诊断”所开出的治理民企“跑路”的处方,无非是“规范民间融资”、“解决民企融资难”等等。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误断,只看到表层现象原因而无视深层原因,因此开出的处方要么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要么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近乎不可那种。

深层的原因在哪里?在多个层面,得一层一层地去剥。

第一个层面与融资有关,但并非融资难那样简单,而在于已有融资的投资失误。这方面随便抓个“跑路者”案例即可为证。以此次最令官方难堪的“跑路者”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兴泰为例,这家企业在债务雪球滚起来之前的融资环境似乎并不差,一度曾有银行“追着老板屁股放债”,老板似乎也颇有“远见”:将数亿元资本投入光伏产业,而这个产业恰恰是国家规划的“战略性产业”之一,也是从国家到地方政府所力挺的一个产业。结果却招致了巨额的亏损,以致资金链断裂,债务雪球骤然滚大,不得不“跑路”躲债。按照“融资难”论者的诊断,假如这家企业能够继续得到国有商业银行低息贷款,将廉价贷款拿去填入那个黑洞,相信债务雪球还将大,最后把银行也会给拖进去的。若到了那种境地,“跑路”的或许不仅仅是民企老板,还要包括银行行长们了!

接下去第二个层面,便是民资投资空间。说白了就是民间资本投资空间狭窄,做大了的民间投资遭遇了趋于狭窄化的民间投资空间。实际上目前多数民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长远投资载体,做实业利润越来越薄而风险越来越大,只能去做那些炒作的短期投资与投机。这方面浙江是全国的一个标杆,而温州则是浙江的标杆。实际上新世纪以降的十多年时间,浙商与温商针对某些投资题材的爆炒、暴利而惨淡收场的“三步曲”,时不时吸引着财经界的关注。炒股、炒房、炒矿以及炒煤和超油气等等,都少不了浙商尤其是温商的带头与推波助澜。虽然多以辉煌开始而以“触官壁”收场,但终究还是赚多赔少,推动着民资的膨胀与集中。这一次情形与以往明显不同,以往的情形是,股市与房市交替涨跌,股市差的时候,房地产往往会热一阵子,房市差的时候,股市可捞一把。实在不行,还可找别的投资主题炒炒。但这一次情形完全不同。不仅股市跌跌不休,而且与地方政府利益紧贴的房地产,也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疲态,限购令与“拐点说”吓退了民资。至于矿、煤、油气等资源,越来越为垄断行业和红顶商人囊括,民资插手的空间越来越小。剩下的似乎只有一个出路:拿去放贷。而宏观调控尤其是松财政与紧货币搭配的宏观政策,为民间借贷平添了巨大的空间:一方面,亦步亦趋的紧货币造成了实体行业民企资本短缺,松财政则使公营部门集聚了大量货币与低息信贷资源,前者的融资需求与后者的“余钱”过剩,合力促成了融资与高利贷的高涨。客观地来看,无论温州还是浙江别的地方,民间借贷系统的相当部分资本来源,都或多或少与公营机构的“余钱”搭着界。

再看下去,第三个层次则不能不触及到一个老话题,这便是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说清楚点是转型升级碰了壁。关于转型升级,专家抑或官员,说得都很到位,无非两个路径:一个是产业内提升价值链,另一个是跳出传统产业转往高附加值产业。然而说得容易做起来难上加难,对目前依然窝在温州的民企而言,这两个路径都很窄。温州改革开放前30年所发展的主体产业,几乎全部是工业化先行国家老早就淘汰了的产业,要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产业内升级空间极小,不然的话人家也不会转出去的。要转往别的行业则更难。不说别的,单就温州目前在长三角地区的区位特征来看,要实现区内产业转行式升级近乎不可能。空间经济学视野来看,温州整个区域实际上正在被边缘化。整个长三角经济的“一级核心”在上海,“二级核心”在杭、宁、涌,温州原本就处在外围。近年“国家战略”重点扶植核心区域,温州正在被边缘化。企业家与别的人才实际上在往核心区域集聚,这包括了温州传统产业结晶的优质人力资本。

更要命的是,种种迹象表明,温州的制度优势也在丧失。改革开放前期尤其是WTO履约期,民意与“官意”偏好“非公”一边,与此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则是体制转型的非公有偏向。近年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演化轨迹正在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公有与政府干预偏好的强化,应对金融危机的大力度刺激骤然强化了这个偏向。就这个视点来看,温州乃至浙江经济以往形成的制度优势正在丧失。与浙江别的地区相比,温州实际遭遇着双重的“边缘化”:一重是经济地理意义的,另一重则是体制上的。

(2011-10-11于杭州,13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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