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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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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学术“混搭”(之一)  

2011-04-14 23:33:03|  分类: 学术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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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学术“混搭”(之一)

赵 伟(浙江大学)

近年围绕中国区域经济的大量研究文献或官方文件,屡屡将两个经济学术语“混搭”在了一起:一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另一个是“产业集聚”。理论上来看,这两个术语分属国际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两个不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原本严格有别,然而在“中国情景”下却给“混搭”在了一起,这一点值得研究者去关注。

1.1 “泛一体化”论与普遍的“混搭”说

两个术语的“混搭”多半源自“区域一体化”术语在“中国情景”的“越界”。这个原本指国与国之间经济整合的概念,到了中国情景下,就给套用在了国内地区间的经济关系上。这方面的始作俑者多是学界,但到了政府“智囊”们那里,则给放大且“泛化”了,乃至如今有了各种各样一体化的提法与机制设想。这中间最有影响的,包括“大中华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两个提法。前者指大陆、港澳台之“两岸四地”间的经济整合,后者则指大陆省际层面的经济整合。此外还有大陆各个层次大小不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法。最著名的要数“9+2”范畴的“泛珠三角经济一体化”、江-浙-沪范畴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以及以京津冀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一体化”,等等。近年这一术语的使用与相应的研究课题也越来越广,颇有“泛一体化”的趋向。除了相邻省市域经济外,同一省乃至同一地级市下的一些临近的县域政府,也在大谈“一体化”。如在浙江金华,就有“义乌-东阳经济一体化”之议,在宁波则有“余姚—慈溪一体化”之说。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论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文献,都难以回避“产业集聚”这个术语。产业集聚是个地道的空间经济学术语,原本基于“有区域无国家”的空间框架。最早属经济理论研究者的创意,而今也为政府部门所青睐。其中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现象,而地方政府决策层的关注,则随着沿海与内地一些产业集聚区的崛起而与时俱增。尤其是这些产业集聚区给所在地区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凸显。地方政府年度规划尤其是五年规划,“产业集聚”、“产业集群”的提法当最多。其中,近期透露的一些省市的“十二五”规划,大多都将打造“现代产业集群”作为未来五年规划的重要着力点之一。由此形成了两个术语在中国情景的“混搭”现象。

1.2 “混搭”的学科悖论

理论上来看,这两个术语源自两个不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所聚焦的论题虽有联系但明确有别:一个是一体化经济学。所聚焦的核心命题,是相邻经济体的整合,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经济的整合,因此被权威研究者定义为“一个过程,包含着旨在消除不同国家经济单位之间的歧视”(《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由此在学科分类上被明确地归入国际经济学项下。另一个是集聚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命题,是经济活动的空间均衡因而效率。这个经济学分支系是由藤田昌久和雅克·蒂斯(他们合著有《集聚经济学》)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范式辟出的,在学科上属于新经济地理学。

翻阅国外研究文献亦不难发现,论及经济一体化,几乎全部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鲜有涉及一国内部区域经济关系的。而论及经济集聚,尤其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两个分支彼此有别。然而在“中国情景”下,这两个原本分数不同经济学分支的分支及其包涵的“关键词”,则屡屡给“混搭”在了一起。这一点究竟是一种误导,还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拓展?值得理论研究者予以解释。

进一步地,若沿着这两个术语后面的学科追溯下去,便不难发现二者的巨大差异。最明显的差异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各自的学科界定。关于一体化经济学之关键词“经济一体化”,权威的解释(Alan Deardorff ) 有三个明确的界定:(1)消除国别市场间的壁垒,以形成一个跨越边境的单一市场;(2)任何贸易安排,加上许多别的努力,旨在实现跨越边境的政策、规则和管制的一致性;(3)任何情形下,FTA(自由贸易协定)都占居核心地位。

关于集聚经济学所属的新经济地理学,权威的界定(Fujita & Mori)曾鉴别出了四个“关键词”:(1)一般均衡模型,旨在于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均衡;(2)收益递增,亦即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引入收益递增,因而强调了单个厂商或企业层次的不可分割性;(3)运输成本,亦即广义上的贸易成本;(4)生产要素与消费者的区位移动性。

其次是这两个术语引出的经济学分支差异。两个分支聚焦的经济现象维度明显有别:一个聚焦于宏观层面,一个聚焦于微观层面。具体而言,一体化经济学聚焦的问题多半属于宏观经济问题。消除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因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也好,消除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要素流动障碍实现要素市场一体化也好,多半都属于宏观经济学议题,由此引出的“贸易转移”、“贸易创造”等变量,无一例外地也属于宏观经济变量。与此不同,集聚经济学所聚焦的经济现象与问题,多半属于微观经济问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在这个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作新经济地理学“百宝箱”式的模型中,最关键的变量劳动要素和消费需求(效用),都是由单个个体叠加的。而在经济集聚中,最能动的因素则是集要素供给与需求或效用于一身的单个决策者。

再次是两个术语引出的学科对于政府与市场作用看法的巨大差异。一体化经济学暗含着一个“强政府”甚至“万能政府”的假定。无论是建立关税同盟还是自由贸易区,无论是商品市场一体化还是要素市场一体化,都需要政府迈出第一步,需要政府先行谈判,达成协定。而整个一体化进程亦即协定的落实变现,也需要政府去督促、去创造条件。政府行动无疑构成一体化的先决条件。

与此不同,集聚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则暗含着“市场万能”的假定,政府的作用仅仅在于影响贸易成本。按照新经济地理学之中心—外围模型推论,集聚是自然现象,与人以及人格化的企业追求最大化(利益)或最小化(成本)的天性相吻合,任何政府要想以最小的代价求得最大的集聚增长利益,必须顺应集聚的自然规律。

一言以蔽之,两个学科的差异,一个暗含了强政府的假定,另一个则暗含着近乎“无政府”的假定。这并非在于研究者与学科的偏见,而源自经济学分析本身的简化与抽象的特性。按照这种特性,为了强调一种因素的重要,而假定别的因素无足轻重。

这里的问题是,何以两个明确有别的学科,到了中国就给“混搭”在了一起?

(未完待续)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4-7(9),此处略有改动)

http://sspress.cass.cn/newspaper/paper.aspx?id=100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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