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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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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行政化渊源“戏考”  

2010-10-07 22:03:11|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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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行政化渊源“戏考”

——忽然想到(之二)

赵 伟(浙江大学)

毛主席真伟大,他说的许多话后来多半都给应验了!作为大学教授,最让我感叹不已得,是文革期间按照这位伟人指示给“工农兵学员”提的“三大任务”,在时过多年之后来看,显然都一一给应验了!

“文革”后期,被关张了数年的大学重开校门,专门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按照“最高指示”给工农兵学员提了三大任务:一曰“上大学”;二曰“管大学”,三曰“改造大学”。四十年后回过头来看,当年“老人家”交给那一代大学生们的任务,显然多半都给完成了。

其中第一个任务即“上大学”,这自不待说。从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到1976年最后一届入学,多达数十万人通过这种途径上了大学。虽然这些人的文凭后来仅给算大专学历,但在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的建设年代,也还算稀缺,起码可据以进入“公务部门”,找个“铁饭碗”。

第二个任务即“管大学”。这是实实在在的。不仅文革期间,就是在“文革”结束多年以后,大学的重要管理岗位,也不乏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影子。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本身就享有“大学主人”的待遇,有批判监督教授和领导的权力。网上信手搜来的《辽宁大学大校史》,就有如下记载:

“1974年5月,校党委决定从各系选出49名工农兵学员,参加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所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http://web.lnu.edu.cn/lnuhis/1_3_4.html)

即便在文革结束后,也延续着这帮人“管大学”的人脉与“文脉”。文革结束初期,一个极普遍的现象是,高校里有才能的年轻人都想当教师搞学问,无人对行政事务感兴趣,党务工作更被视为不学无术。许多持有工农兵大学文凭的人给调整到党务与行政部门,搞了行政。未曾料到,仅仅十几年后,大学行政化愈演愈烈,当年那些极不情愿地被“调下去”的工农兵大学文凭持有者,不少已占居了学校的重要行政岗位,掌握了学校的重要学术资源。其中不少兼任领导职位者,多半经过党校与高校“在职研究生”操作,搞到了硕士乃至博士学位,获得了高级职称,以“双肩挑”身份杀回学术圈,名正言顺地掌控着许多教师的学衔与职位升迁机会!

这方面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不在少数。让我多少有些吃惊的例子,是前不久听到的一宗某人“前同事的同事”的人生起伏“案例”了。1980年代初期在我们这帮人拿到令时人羡慕不已的研究生文凭加硕士学位的时候,此公因“工农兵文凭”加上学术底子差,而给从教学岗位调了下去,后被安排去搞党务,再后来听说进了校办抑或党办,被那里的人私底下称作“太监”,再后来还传出此公亲属挪用公款等丑闻,但这一切似乎都对乃公“官运”未产生什么影响。前不久获悉,此公居然当上了一所省属万人高校的“一把手”!在实实在在地领导着一所大学,自然也在实实在在地管理着大学了。

第三个任务即“改造大学”。这一点迄今做得可谓大大超出前辈人的预期。这个族群影响下的高校管理体制变化,最有“特色”是行政化。而最令那些自命不凡的“后文革”学子们瞠目的,要数被改造的体制下所实施的对教师们的业绩考核办法了。略有些文革乡村生活背景的人都会发现,而今许多高校实施的业绩考核体制,显系“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对于“社员”考核办法的模仿,一言以蔽之是一种“工分制”。从教授到见习教师,所授每一堂课,所发每一篇论文,所搞到的每一个项目,每一笔经费,……直至拿到的“领导批示”,都给计作“业绩点”,按照“分值”计酬!有些院系奖金分配,也与人民公社下的乡村核算体制无异:先“汇总”业绩点,再拿业绩点去除上缴学校后的“创收总额”。不难看出,这里仅仅是将“工分”换成了“业绩点”,把“副业”一说换成了“创收”。至于“岗位津贴”,不过是公社制下的“年终分红”。

也许有人说,目前具有改造大学制度权力的高校领导,多半并非工农兵学员出身,与当年毛主席指示无关。此说实际上不懂什么叫“制度刚性”与“文化传承”。中国千年历史一再表明,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尤其是那种有利于少数管理者不利于多数被管理者的制度一旦形成,便有很强的传承与自我复制能力。每一个清醒的人,当处在被管理的地位时都会对这种体制发出由衷的不满,然而一旦“咸鱼翻身”变为管理者,便发现这种体制还不错,立马没了激励因素去改变它。就拿高校的院系领导职位而言,全世界的大学都盛行教授轮流坐庄,但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就是搞不起来,理由据说是“不合国情”。然而在我看来,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占据这些位置的人,都不想改变现状,因为一旦改变了,他们在大学里就很难混下去了!

西方人在研究中国,中国城里出生的“新生代”也在研究中国,然而如若不去研究农民,不去研究中国根深蒂固的乡村制度与乡村文化,则对于中国的理解无疑将是肤浅的!就高校的制度刚性与“文脉传承”而言,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名义上是“三合一”来源,但以农民、工人出身者为多,其中工人与军人出身者,要么原本来自农村,要么下过乡,相信他们青少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多半与乡村的生活经历有关。或许因了这种印迹或者“基因”,自觉不自觉地引出了而今大学的奇怪体制。

写到这里有两点需要予以撇清:一个是作为大学行政化推动者与受益者“一身二任”的工农兵学员,显然不包括那些通过考研、出国留学甚至自学而获得真才实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后一部分人当年大多不甘平庸,抱着“学术人生”的梦想,终于转变了“出身”,获得了的名实相符的学衔。然而回过头来看,目前他们中那些心无旁骛一心向学者在高校的处境,或所掌握的“资源”,并不比当年那些被迫“转岗”从事行政事务者好多少,多多少。另一个是,这里丝毫没有鄙视与讽喻当年工农兵学员的意思。大学搞到这个地步自然不能怪他们,怪就怪时势吧,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他们本身也是时世所造的“英雄一代”!这里我倒要提醒而今的大学批评者,必须重视现行高校恶劣体制形成的历史渊源,必须重视“制度刚性”。

当然这也仅是一孔之见,借用时下流行的“戏说”一词,这里也权当一种“戏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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