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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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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麻烦在后头——金融危机两周年回眸与前瞻(之二)  

2010-09-17 23:07:14|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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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麻烦在后头

——金融危机两周年回眸与前瞻(之二)

赵伟(浙江大学)

2.1 金融危机之于世界经济:改变了什么?

此次金融危机最大的冲击,是“后冷战”期形成的全球金融体制和“多极化”的世界经济格局。早先我曾说过,可以把“后冷战”至此次危机发生之间的全球金融体制视为一种美国“独裁体制”,华尔街与“联储”一唱一和制订全球金融规则,推动金融创新浪潮。“后危机”以来的发展表明,此种体制正在瓦解,代之而起的将是一种“君主立宪”式的体制。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引领作用短期内难以取代,但这种引领将受制于一种明确的规则或曰“金融宪章”。制订这个“金融宪章”的机制,监管这个宪章实施的机构,将非G20莫属!

与全球金融体制上述变化一致的,是世界经济的多极化体系。“后冷战”到此次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由“三大”加“多新”主宰。三大即美、欧、日三个最大的工业化经济实体,“多新”即多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虽然难以改变多极化大势,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多级化正超着分层的多极集团化演进。早先我曾将其称为“分层的3G格局”。其中第一个层次的G即“G20”。它由全球最大的19个国家加上一个一体化的“壳”——欧盟组成。粗略地算一下,目前G20占了全球产出的90%以上,贸易的80%以上,人口的2/3以上。这个集团的协调一致,就代表了全球的协调一致。此次危机发生以来的G20频频峰会,表明G20 确有协调全球政策的号召力!第二个层次的“G”由世界“万亿美元俱乐部”的11个国家组成。这十一个国家可分为两个“组块”:一块是G7,即7个最大的发达国家构成的协调组织;另一块是“G4”或“金砖四国”,由四个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构成的团块。其中G7在后冷战前期就很活跃,近年拉上俄罗斯“客串”,号称“G8”。但俄罗斯的真正可发挥作用的组团是“金砖四国”。后者原本是个虚拟团块,但后危机以来日益显现出与G7相匹敌的趋向。每次G20峰会前,都要搞个领导人会谈。第三个层次是“G2”,即中国和美国。这虽然有媒体调侃引出,但近期越来越具有“对话机制”的特征。两国不仅分属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大经济体,且在经济上的彼此依赖越来越强。美国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大的国家,握有全球一大半高层次的知识产权,挟世界最重要储备货币美元而自重,加上其金融业在全球的“领头羊”地位,其影响力依然居于全球首位。中国的经济实力虽然不可与美国同日而语,然而作为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握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最为重要。在美国负债累累的状态下,中国握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实际上起着巨大的稳定作用。由此将两大国绑在了一起:中美两国合则不仅两利,且可望将世界经济引出险境。反之,如若两国“较真”乃至“交恶”,不仅两败俱伤损害自身利益,而且将会把世界经济推入风险之中。

2.2 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

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衰退,带给中国的既有机会,也有麻烦。

机会是外生的,也是即时的。早先我曾说过,此次金融危机带个中国经济的机会,可从三个视野来看:第一个是“和平崛起”视野。所谓和平崛起,就是说不通过与原有主宰世界经济的大经济体的对抗乃至战争获得一个经济大国在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中应有的地位。金融危机的确给带给中国经济这样的机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G20取代G7成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经济协调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尤其是在前述分层的G3框架下,中国无容置疑地站在了世界经济与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这是此前几代人所可望而不可及的!第二个是产业转型视野。产业转型升级是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跨越的一步。转型升级需要物质基础,最关键的物质基础有二,分别为企业研发能力和创新型人才与人力资本。金融危机导致了发达国家研发资源的大量闲置,高端人才与人力资本供大于求,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机会。第三个是要素需求视野。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逆转了国际市场战略性资源尤其是能源、矿产等资源价格的飞涨,促成了价格的回归,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引出的巨大要素需求,创造了难得的一次机会。金融危机之前数年,全球经济的同步增长曾经导致石油、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价格的飞涨,大大增加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而危机发生以来的供求态势变化与价格回归,无疑有利于抑制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当然与如何事物利弊相生相依一样,此次危机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麻烦。麻烦既有外生的,也有内生的,无论内生还是外生,都属于滞后,将在未来数年发挥负面影响。

所有麻烦中最大的是,危机迫使政府宏观政策逆转,延宕了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时日。客观地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的中国经济与产业,粗放式扩展已经走到了尽头,亟需转型升级。此前的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正是适应了这一约束。紧缩型宏观调控本已强化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产业转型升级的约束条件,最突出的标志是飞涨的房价得以遏制,如若持续下去无疑将促成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转型。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颠覆了此前的紧缩型宏观政策,促成了宏观调控政策基调的180度大转折。为应对危机而被迫推出的“保增长”、“保就业”的宏观政策,虽然保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对世界经济短期内反弹起到了稳定作用,但无疑导致了粗放式扩张的回潮,致此前宏观调控促成的转型升级约束功亏一篑。这方面最典型的标志,也要属房地产价格的“报复性”反弹了。客观地来看,中国经济因金融危机而引致的转型升级推后,埋下了下一步经济调整的难题!

2.3 金融危机效应:麻烦在后头

总体来看,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变化的无常,促成了多级化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异”,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机会,但也引出的新的麻烦,这种麻烦集中体现在增种方式转型的滞后!

在金融危机两周年之际,似可大胆预测:工业化大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未来的跌宕起伏变化仍将是“超预期”的,但中国经济的变化则多半是可预期的。“分层3G”新格局下的“G2”亦即中美两大经济体,麻烦多半在后头,其中美国经济最大的麻烦在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中国经济最大的麻烦与居高不下的楼市密不可分。同样可以预料的是,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将以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立场的变化为转移,而政府政策立场的变化,则多半以内外经济环境形成的硬约束为因由!

(本文部分内容载《浙江日报》2010-9-14第13版,标题《曾记否,到中流击水》

http://zjdaily.zjol.com.cn/html/2010-09/14/node_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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