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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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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我的师-之五  

2010-02-13 10:12: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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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校我的师--之五

赵 伟(浙江大学)

5.1 初识先师

现在说说我的导师刘天怡先生。初次认识刘先生,是在1979年春季,那年先生给“七七级”开上“外国经济史”课程,事先听同学说过,刘先生是经济系著名学者,早年“留美”,“文革”期间受迫害并迫其按照“一般职工年龄”提前退休了,粉碎“四人帮”后又给请了回来。获知刘先生这一经历,同学们都抱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早早去教室占位子等着上课。随着上课铃声,进来了一位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的老先生。先不说话,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四行字:“一别檀台十四年,刘郎无意说辛酸。而今沐浴春风里,善逐阴晴避乍寒。”随后用平和而缓慢的“川味普通话”解释说,这是他本人对文革以来学术生涯失而复得的写照,话语间流露出对新时代的赞美和期待。当时作为一位非正式学生,我还未有任何奢望日后会拜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为师,更没有丝毫奢望能读研究生。实际上那时只听到人们在议论恢复研究生招考的事,但我总感到这事儿离我有些远。更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自己便成为邓公力主的这一变革的首批受惠者之一!世事因时沧桑巨变之大,的确是常人事先所难以逆料的!

前已提及,我拜刘先生为师,得益于李国杰先生和史柳宝先生的引见与举荐。当天下午,我便带着李先生的“口信”去找刘先生。那时一般教授家里没有电话,教授也没有办公室,除了“政治学习”之类的会议而外,教师们照例不坐班,要拜访便径直去人家家里敲门。我也就按照当时这一“惯例”去找刘先生。那时先生住刚刚修成的17号家属楼,家属院的新楼仅一两幢,与旧楼泾渭分明,很好找。找到后说明来意并称是李国杰先生推荐的,刘先生很客气,仔细听了我的经历,表示可以按照“同等学力”资格报考,但同时重申了招生简章上的规定:“择优录取,宁缺毋滥”。那时师生都很“正统”,以向老师“求教”为名的“探题”行为为人们所不齿,我也未有这方面的丝毫念头。实际上我与刘先生根本就未曾谈及专业问题,只是简单地讲了我的经历,求得允许报考,即起身告辞。接下来便是紧张地复习、参考,直到五个月之后拿到录取通知书,期间也未曾造访过先生。后来获知,我们那一届报考刘先生的学生有15名,其中多半为“老三届”大学毕业生,其中仅有两名过线。我的专业考了第一,也仅有68分,足见老先生把关之严。后来拜师“入门”后与先生熟识了提及当年考分,先生说对我的答卷印象很深,只有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居然提笔写了满满8大页,不仅思路好,而且文笔流畅!这是他给我最高分的主要理由。

5.2 先师之为师者

我是在1980年9月中旬正式注册入校的,由于“同等学力”的身份,比一般“科班”出身的师兄弟们多一道“门槛”,注册前又接受了系里设置的外语和专业课复试,正式注册入学要晚一周。从那时到1982年6月毕业,师从刘先生近两年时间,受到先师耳提面命式的教导。细细回想,作为导师与专业领路人的先师给我最大的教益,莫过于基础知识的锤炼与熏陶。在先师看来,中国学人基础知识中,古典文史知识不可或缺。先师孰知我们那一、两届入学的研究生,大多是在“革文化命的年代”即文革中接受中学教育的,缺乏中国古典文化熏陶,因此特开设了一门课程,名称为“史论经典著作选读”,内容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史论著,布置我们读《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中选出的一些佳作,督促我们做笔记,写读书报告。而后又设“史实经典著作选读”课程,读的书为国外经济理论原著,但目的则定位于从那些大家名家的著作中寻找与摘录经济史史实资料,制作卡片。当时我们几位弟子都感到有些诧异,怎么不从读经济史大部头著作开始,而从“外围”开始?因为我们看到别的专业导师都列了一大串专业书目,让其弟子去读,所开课程也仅仅围绕专业方向展开。私下里难免有些非议,与先生交谈中亦有所流露,对此先师并不理会,只是一个劲儿督促我们去学,并要定期汇报,提交读书笔记。这样一年时间下来,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为文时笔端开始“生花”,“美言佳句”跃然而来,始知先生从“外围基础”抓起的妙用!而到后来写学位论文时,发现当初先师让我们“倒读”原著的妙用。以寻找史料为宗旨的读原著方式,实际上给人研究与感悟经济理论所提出的时代背景或环境的方法训练,同时也有望教会一个人深层次把握经济学大家们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先贤们对特定历史阶段经济现实研究与思考的结果。现在看来,先师给我们培养的是某种“倒读”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基础训练,实际上给人以理论统领历史之“入门”捷径。客观地说,掌握了这种方法,打下了这一基础,很容易将研究从经济史拓展至纯理论研究。到了后来当我从外国经济史专业“跨学科”而国际经济学与区域-空间经济学专业研究的时候,发现当年跟先师学的这一“倒读招式”依然管用!

除了基础知识与方法训练而外,先师在指导学生论文方面也很“另类”。从选择研究方向到选定题目,刘先生从不事先干预。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寻找研究方向和选题要“水到渠成”。主张每位学生自己在阅读原著中去寻找,去定位。开初我们不大理解这种指导方式,期望刘先生像多数导师那样能给出个题目,先生笑而不语,让我们自己去做。到后来,随着我们读书日多,学力日增,逐渐找到一些“感觉”,这时候先生往往给我们一些“提点”,坚定我们的信念,如此日积月累,不久便找到方向,确定了论题。沿用同样的方式,完成论文。后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感悟到,刘先生当年教导我们的方法,实际上属于古人常说的“授人以渔”方法,比之“授人以鱼”来要高出一筹!

多年后,当我自己从教也逾20年,做教授也有些年头的时候,对教授职业的认识得以升华,有一日忽然从孔老夫子《大学》开篇几句得到某种“灵感”。孔子《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对这段话的“现代感悟”是,“博大学问的道理,在于彰明人的心底已经存在的灵气和美德,在于将你所做的这件美事感染给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在于将这件事做的尽善尽美!”这当是做教授的最高境界吧?本以为这个“秘诀”是我的一大发现,然而当我着手要写先师刘先生的时候,忽一日不觉感悟到,刘先生当年对我辈的教导,恰恰符合“在明明德”的思想,这或许与先师深厚的古文化修养有关吧!

5.3 先师之为长者

刘先生于我耳提面命的师生时间是短暂的,而以师长加同事的时间要长些。前已提及,在我读研不到两年时间之后,得着国家“两年制”研究生学业“试点”之光而提前毕业,随之留校任教,时在1982年夏天。客观地来说,我之留校,部分是奉了师命,部分是因着学长爱才惜才的缘故。我属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最早两届研究生之一,到我毕业那年,全国毕业的研究生仅千把人,经济类毕业生不足百人,其中学外国经济史的可谓凤毛麟角。那时国家百废待兴,各方面人才奇缺,研究生成了“香饽饽”,高校抢着要。我当时也打算走出大西北,去沿海大都市干一番事业。然而我毕业时面临的局面是,刘先生年近七旬,身患高血压等疾病,身兼校内外多个职务,母校外国经济史教学后继乏人,面临“断档”困境。先师的意思很清楚,希望我留下来接手他的本科教学工作,只是等着系里表态。恰在此时,终于等来了论文答辩。我在论文答辩中的表现,显然给答辩委员会五位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事后邻门师兄窦汝广多次告诉我,他曾亲耳听见系主任李国杰先生在给系里别的老师绘声绘色地描述我的答辩情景,言语中赞赏有加。这样,答辩一结束,我的留校也就成了定局。那时实行国家计划分配制,学生去留完全由学校及其人事主官部门定夺,谈不上什么个人意愿。当年九月份新学年开学后,我就正式接手了刘先生开设的“外国经济史”本科教学工作,先生随之从本科教学活动中“隐退”,专事研究生教育及兰大人口研究所的领导工作,直到1992年仙逝。算起来与先师相处前后共12年时间。

待我留校工作之后,刘先生待我多半如同事,教学及研究方面任由我独自发展,从不干涉。事实上,先生晚年几乎完全超脱了经济系师生的日常活动,除了带一名研究生而外,专事兰大人口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和《西北人口》杂志的主编等工作。加之社会兼职颇多,作为弟子,不忍心去多打扰,这样师生之间平时的来往,反而不如当学生时那样频繁。当然,逢年过节或在教学与研究方面有些新的想法时,亦不时登门拜访、讨教,先生偶染小恙,亦不忘前去探访,执弟子之礼。这期间先生教诲亦有“言传”,但更多的则属于“身教”。

言传方面,刘先生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对学问与人生之长期性的认识。留校不久,我发现自己所接手的“外国经济史”课程属于“冷门的冷门”,一个学年中只有一学期的课程,且每周不到三小时。那时炙手可热的课程是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等。与我前后差不多时间留校的几位青年教师,就属我的课程最少,学生也少,因而受上面重视程度也最小。更要命的是,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学术杂志很少,聚焦现实经济问题的文章容易发表,经济史方面的文章不易发表。有段时间自感有些“失落”,有次拜访先生时流露出这种情绪,先生听后笑道:“经济史课原本就是冷门,需要向别的学科拓展,上课少反而是好事,可以花时间多做研究,拓展学科。”接着说,“年轻人学问起步阶段要注重基础训练,不要攀比‘篇篇’多少”;“人生是万米赛跑,开头几步跑在前面并不能说明什么!”。并告诫我说,不要去搞那种“应景”式文章,先打基础,这样十年后当你发文的时候,别人是赶不上的。部分得益于先生的教诲,部分也得益于当时“大环境”的影响,那以后我便调整战略,花少量精力于外国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而将大量精力花在了外语和经济理论基础知识拓展上,自修了那时还受到官方批判的“西方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这种“战略调整”不久即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年余后当学校选拔出国进修教师时,我的外语考试名列文科青年教师第一,由此确定了我的出国之路。数年后当我负籍留学归来,一度曾开了五门课程,其中四门是全新的!而在科研方面,好思路则接踵而来。由此感悟到先生的“先见之明”。

论及先师“身教”,感受最深的要属其晚年为人之宽厚。先生自五十年代后期“反右”被打成“不戴帽右派”,到“文革”结束,长达20年间一直是经济系的“老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都难以幸免。反映这段历史的大量研究及纪实性文献一再揭示,在那些“非常岁月”,青年教师最好的“表现”方式,便是拿有“右派”、“亲美”等背景的老教师“开涮”,以捕风捉影乃至无中生有之能事,攻击这些“专政对象”以求自保或重用。在长达二十年时间的受批判期间,据传先生与系里晚辈师生的此种恩怨不少,“文革”结束后先师一度身居学术要职,有着左右学校文科尤其是经济类教师晋升职称的足够影响力,大可行“挟私报复”之事。然而,人们未曾见先生这样做过。在我与先师十多年交往中,偶尔听到先生提及当年受辱情景,但从未提及具体人氏。每遇学校提职称,先生则完全依照经济系学术委员会意见,公正地对待每一位中青年教师,帮每位老讲师说情。这当是那期间的兰大人有目共睹的。客观地说,先生晚年此种不计前嫌之宽厚为人处世方式,也给他带来了好的“回报”,乃至在先生过世之后,当年与其共事过的晚辈学者大多对其褒奖有加!这一身教,当为我辈终生效仿!

5.4 不能不提的一位伟大女性

说到先师,不能不提及师母白朝莼女士。这是一位出身名门而历经千辛“万辱”的知识女性,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东方女性那种外在美与内在贤淑的完美结合。一生忍辱负重,以相夫教子为己任。还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传言说师母与“广西白家”有染,解放后长期受政治冲击。后来才知,此说全系非常时期人们的捕风捉影。后来从刘先生儿女那里获知,师母出身一亡命海外的湖南籍国民党元老世家,其受迫害多半因其家庭出身为时代所不容,少半则因其本人工作出色而为同事所嫉妒。不管怎样,在“文革”结束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这位“名门闺秀”要么自己挨批受辱,要么陪丈夫挨批,受尽了人间屈辱。即便如此,始终未改相夫教子之东方女性的美德,一生养育四个子女。好不容易盼到平反昭雪与海外家人取得联系,然而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先是刘先生中风卧床数年,师母日夜服侍积劳成疾,后来竟然患上绝症,先刘先生月余而逝去。人们常说,一位成功的男子后面大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这句话放在先师与师母白朝莼女生那里,无疑是格外恰当的!

(未完待续)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

(小标题系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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