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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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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我的师(之四)  

2010-01-31 12:02:51|  分类: 学术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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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我的师(之四)

赵 伟(浙江大学)

4.1“学长”同事“兰大人”

我之进入兰大,成为这所百年学府的正式学生,当始于1980年秋季。那是在我以一种非正规身份随“七七级”在兰大学习两年之后。那两年,我在原有历史专业基础之上,又构筑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基础,可视为我的经济学“入门”阶段。这样,从1978年到1982年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学位,我在兰大度过了整整四年半的学生生活。期间教过我的老师很多,但我自感在学问上受益最多的老师,当首推两位:一位是张忠修先生,另一位是刘天怡先生。刘天怡先生是我的硕士学业导师,后面将予以专述。张先生于我,则先为师长后为领导加同事。除了张先生而外,在我留校工作的十多年时间,这种领导加同事关系的“兰大人”颇多。我以为,时下国内将大学担当院系行政职务的教师称作“领导”,容易使人将其与职业官僚混同,而忘却了他们的专业背景,实际上有几分失敬。相比较而言,旧时的“学长”称谓,当更为恰当,更为亲切。出于这种考虑,此处就称他们为“学长”加同事吧!他们中间,对我的人生选择起了关键作用,因而最值的一提的还有两位:一位是李国杰先生,另一位是史柳宝先生。

按照我就学及受益于他们的先后,先说说张忠修先生。张先生与我仅为课堂师生之交,课下并无深交,师生关系不仅纯而又纯,而且可谓淡而又淡,但先生的政治经济学课,则令我受益半生。张先生开的课“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可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严谨”,另一个是“丰裕”。所谓严谨,集中体现在授课内容的逻辑联系上,而丰裕,则体现在广征博引上。现在看来,他将马克思那种德意志人固有的富有哲理的推理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遐想”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把一堂政治气氛很浓的半经济学半哲学的课程,变成了一门理论与趣味兼具的课,听他的课的确有几份享受。我相信每一位兰大“七七级”政治经济学班的同学,都会同意我的如下看法:作为一堂“入门级”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张先生的课的确不俗。他的课不仅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而且培养了大家对经济学的兴趣。两年之后,当我自己也开始边读研边给一所“社会大学”的学生上课时,讲的就是政治经济学,所用教案“蓝本”,则是上张先生课时作的详细笔记。或许受到张先生“真传”的感染,我的课也一度让我那时的学生们着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先生的教学方式。实际上,我在上完张先生的课之后,自感找到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方向,便沿袭我“文革”后期养成的旧习,转入自学,花了大量的精力去读原著,其中翻得最多的要数马克思《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两本书了。至于别的几位老师的课,而今回想起来有些讲的也的确不错,但印象不是很深。这里我表示遗憾!

张先生属于那种“述而不作”型学者,虽然课讲的出神入化,但发表作品不多,后来兼任学校研究生处长,行政事务繁多,想必也没有多少时间著述。但即便如此,我相信“七七级”同学迄今对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问功底,亦有几分敬畏的!

4.2 非常时期的“人和”与时世

现在说说李国杰和史柳宝两位先生,他们二位先是我考研拜师的举荐者和鼓励者,后来在我研究生毕业时,力排众议将我留校。其后数年为我的直接或间接领导,我本人以及与我资历相近的兰大经济系当年的年轻学人,受益于他们鼓励与举荐者当不在少数,提及兰大经济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的发展,他们二位功不可没。

说到李国杰和史柳宝两位先生,须从我的“考研”说起。现在看来,当年我以高中毕业的“正式学历”与文凭“越级”考研,完全得益于某种“天时”与“人和”的“时世”安排。这里最大的“天时”,莫过于改革开放促成的大环境。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兰大经济系随“七七级”进修两年之后,国家大环境已发生了大的变化,社会上已经开始“论文凭”了。我虽然靠自学几乎修完了历史与经济学两个专业的课程,但因未有文凭而面临着“出路”困境。正当我为下一步求学之路困惑的时候,“天时”有变: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教育制度,兰大经济系拿到了培养研究生的资格。事实上非止拿到,简直有些“斩获颇丰”的迹象。就在许多大学还处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时,兰大经济系首批就拿到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史四个专业的培养资格,其实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最初听到这一消息,原本以为考研与自己太远,因此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但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招生简章,则近乎大喜过望。原来那时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人才奇缺的境地,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鼓励高校学生跳级、越级。也许是为贯彻邓公这一思想,研究生招生简章特列一条,“鼓励‘同等学力’者报考”。注意那时强调的是“学力”亦即真才实学能力,而非“学历”。多年后当我自己招收研究生时,有次再看招生简章时,不无吃惊地发现,不知何时这一条已给人“窜改”了,“学力”变成了“学历”!这是后话,此处不拟赘述。

于是我打定主意准备“考研”了,但考哪位教授的研究生,考哪个专业呢?那时高校“招研”与时下“招博”差不多,得先找好导师,冲着导师去报考。幸运的是,正在我犯难之际,得着了“人和”:我在建工局的老领导肖铭德先生听到我的打算,主动出面,鼎力推荐,将我举荐给了兰大经济系的两位领导,这便是李国杰先生和史柳宝先生,时任兰大经济系正、副主任。这两位先生与肖明德先生系“文革”“开门办学”年代的旧交,正是他们二位力主给建工局一个进修生名额,我则是这种安排的第一个受益者。我那时有几分“腼腆”,虽在他们领导下的经济系进修,但自知学识浅陋距他们太远,未敢贸然去找过。当我带着肖明德先生的问候求教于他们的时候,得到他们二位的热情鼓励。原来这二位先生对我的情况也略有所闻,知道我有世界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两个专业的背景,力荐我考刘天怡先生的外国经济史。记得史柳宝先生说过,外国经济史是介于世界史和经济学之间的学科,带有跨学科性质,适合我考。李国杰先生还写条给刘先生举荐我,待到我拜访了刘先生并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李先生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赵将来要喝‘洋水’去了”,意思是,刘先生系“留洋”归国学人,跟着刘先生有望出国。现在想起来,李先生果然具有先见之明,后来我留兰大工作期间,出国进修两趟,而自加盟浙江大学以来,出国交流对我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正是得益于我与“兰大人”的这种“人和”,加上改革开放初期的有利“天时”,我才得以以“同等学力”身份考取了兰大经济系的研究生,成为一名正式的“兰大人”的。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已。后来在我留校之后的出国求学与为学之路上,李先生和史先生也不时予以鼓励,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关照。现在回过头想想,兰大那时的“有容”,恰恰是通过李国杰与史柳宝这样的“一线”学长们来贯彻的,他们那种惜才、爱才乃至求才若渴的人格魅力,在“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的转折年代,收拾了散落的人心,奠定了兰大在新时代发展的良好基础。我相信大多数当年在兰大经济系求学而后留校工作过的同仁,都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的。

(未完待续)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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