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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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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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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我的师(之三)  

2010-01-16 17:41:28|  分类: 学术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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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我的师(之三)

赵伟  (浙江大学)

3.1 亦师亦友“兰大人”

在我的专业与学术之路上,亦师亦友的“兰大人”,起了启蒙与领路的作用,没有他们,我可能还在企业干我的“本行”,或许在做“宣传干事”的乏味工作。这些兰大人中,第一个要提的,当是李建先生了。我与李建先生邂逅,恰是在前述“文革”后期兰大与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建工局的“政治合作”中,即在两个单位合作承担那项很有几分来头的“编书”任务期间。那项任务由徒有其名的“建工局工人理论组”和“兰州大学历史系”两方组成,其中建工局一边的“工人理论组”,实则由三四个人组成,我算其中一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而兰大历史系的专家则分为前后两拨:一拨由李建先生牵头,成员有赵桧杰、候尚智、颉普等先生,负责《沙皇俄国扩张史》的编写工作;另一拨由卢苇、杨建新等老师牵头,成员有马曼丽、杨定名、何玉畴等老师,负责《沙俄侵略中国西北地区史》及其附属材料“西北史地”的编写。作为建工局那边“拼凑”的“工人理论组”的成员之一,我有幸同时与这两个专家组相处。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知识。这里面对我教益最大的,也要属李建先生了。

首次认识李建先生,是 “编写组”组建的那一天,在我确有些一见如故的感觉。那是在1975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李建、赵桧杰等专家由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和“工宣队”负责人带队来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位于“七局红楼”的“建工局工人理论学习班”。建工局这边,则由政治部宣传处和学习班的两级领导带队。两个单位的领导将我们召在一起,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编写组”算是正式成立了。按照领导“部属”,李建等专家须在“学习班”安营扎寨。但我注意到,来的几位专家中,就李建带来了铺盖卷,别的专家只带了个小包。待到会议结束,也快到吃饭时间了,那时单位间未有而今的宴请或聚餐的事儿,包括系领导在内的别的客人纷纷告辞回家,唯有李建先生留了下来。那时我也吃住在学习班,于是就帮他拎行李,安排住宿。出于工作考虑,单位将我们几位青年人的宿舍和给兰大专家预留的宿舍安排在同一层楼,李建先生的宿舍恰好在我隔壁。待到帮他安顿下来,已经过了食堂开饭时间,于是我们便一起去单位斜对面的牛肉面馆吃兰州拉面。餐中彼此交换了“背景信息”,始知他系湖南人,北大历史系苏联史专业毕业,已任兰大历史系讲师多年。他也了解了我的一些背景,并感叹我们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提醒我要多读书,走自学成才之路。

我因自幼生长在崇尚知识与文人的家庭环境中,对于知识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仰慕。虽然“时势”将我这样的青年人推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但我那时还算清醒,自知未有高等教育背景,才疏学潜,从心底里崇拜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因此视李建先生为难得的良师。虚心请教为学之道,李建先生也不推辞,第二天便给我拿来两本书,让我去读。那以后的两年多时间,我有幸与李建及兰大历史系几位多少有些落魄的专家们“朝夕相处”,在他们的引导以及言传身教下,读完了大学历史系学生所应读的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和专著,打下了自感坚实的世界史基础,并在他们近乎“手把手”的教导下,学到了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3.2 “非常时期”的“非常”机遇

这期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建先生及其同事们有关我的学习的两次安排,这两次安排对我的求学之路,确切地说是“大学之路”,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一次是在1975年末到1976年末,这期间的一年多时间,我们的“编写组”处在某种“游击”状态,不时搬迁。先是借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提出的“复课闹革命”的大环境迁往兰大校内,而后又在“批邓反右”之“左风”回潮下迁往企业。虽然处在此种“游击”式动荡时代,但我的学业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大有长进,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李建等亦师亦友的“兰大人”的影响了。原来在借“复课闹革命”氛围将编写组迁入兰大时,李建等“兰大人”特意向我们单位领导建议,让我随编写组进驻兰大。并在兰大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住宿,在历史系资料室给我安排了一间用书架隔出来的“工作间”,提供了当时看来简直可谓“一流”的“读书间”。那时读书的人很少,有这样一个坐拥书城的机会,我简直有些欣喜若狂。由于处在“知识饥渴”状态,碰到这样的好机会岂能虚度!几个月内阅读了大量的书,做了好几本笔记。那时借书要在书后借阅单上签名,历史系许多书都留下了我的签名,以致多年后当我已在经济系任教时,有位历史系跨专业的考研生告诉我,他在历史系不少书的借书单上看到了我的签名,还以为是同名同姓者所为!

另一次是1977年,那年“文革”行将结束,高考突然恢复,“编写组”任务已完并面临解散的前景。单位领导肖铭德先生惜才爱才,有意送几位好学的青年人去兰大,以“进修”名义深造。当时与兰大一方谈定的只有两个名额,分属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两个系。我有幸被保送到了经济系,由此走上了经济学之路。事后获知,关键时候也是李建先生和肖铭德先生帮我说了话。据说他们二位对我们单位的上级领导说,经济学比历史要难,要有一定数学功底,两个候选人中,赵的学习更勤奋,底子更扎实,因此适合读政治经济学。

后来我到了兰大,变成了“兰大人”,才从历史系的一些老师那里了解到,李建先生系北大高材生,有名的俄国史专家,俄语功底极好,人民出版社高级编辑们但凡遇到俄语及苏联史书稿疑问时常常向李建先生请教。先生为人宽厚,对晚辈尤甚,惜才爱才,同事及其“入门弟子”们有口皆碑。然而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好的老师,半生经历坎坷。事业上虽然学问过人,但困于“后文革”时代“只认‘干货’(论文)篇数不认学术水平的”体制,临到老也未拿到正儿八经的教授职位,只是临近退休的那一年给了个多半带有安慰意义的教授头衔!论其个人生活上,亦可谓半生清苦。先是老家元配夫人早亡,后与一位颇有个性的史学“才女”结合,过着若即若离的家庭生活。说实在的,李先生夫人欧阳教授我也熟识,也是一位心地善良颇有才气的女中“人杰”。但不知何故,两个人的生活似乎极不融洽,早先长期“分居”于两幢“筒子楼”内,后来虽然合居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兰大最好的单元房,但我多次造访,发现两人居然常常“分灶吃饭”,并不和谐。这也正应了中外都说的一句俗语,两个好人在一起有时并不怎么幸福!

遗憾的是,在我加盟兰大,变成名副其实的“兰大人”之后,有段时间工作生活压力俱增,颇有些自顾不暇的处境,不知不觉中淡出了与李先生的交往。只是临离开兰州时与先生匆匆告别,十余年后当我重返兰州再想去拜访他时,方知先生已经故去。更令人遗憾的是,查了一下网络,发现李建先生故去的如此“干净”,乃至在网上也查不到他的丝毫信息,真有几份“去而无踪迹”的神仙意境,在此特表示纪念。

3.3 遥远的祝福

除了李建先生而外,当年在“编写组”与我亦师亦友的“兰大人”,还有多位,这里必须提及的有四人:一位是温文尔雅颇具“绅士风度”的四川人卢苇先生,专修中国古代史。另一位是快人快语的湖南人赵桧杰先生,北大高才生,苏联史专家。第三位是四川人何玉畴先生,给人一种三十年代“肺痨学者”的印象,总是一手握卷一手拿烟,专注于书稿而强忍着“喷薄欲出”的咳嗽。第四位是马曼丽老师,据传出身江南书香世家,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现代知识女性特有的那种内秀与高雅兼具的美,精通俄、德、英等多种外语。这一群多少有些落难的“兰大人”,成了我难得的老师。他们那种对待知识与学问的严谨态度,虽处乱世而不改追求学问承诺的人格魅力,都深深地感染了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批“兰大人”的感染与言传身教,将我带入了一个广阔的知识海洋,并领我找到了人生追求与努力的方向。

同样遗憾的是,自离开母校之后,多年未有他们的丝毫音信,在此我遥祝他们健康长寿,人生幸福美满!

(未完待续)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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