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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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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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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记忆——回忆1982年  

2009-10-09 22:18:17|  分类: 学术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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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的记忆——回忆1982年

                                赵 伟(浙江大学)

作者附记:2002年初春的一天,我接到北京某出版社的一封约稿函,声言为纪念恢复高考后首届学子毕业20周年,特约请1982年毕业的一批“成名学者”撰写回忆录,题目为“回忆1982年”,拟结集出版。恰好我也有写作的欲望,加之那时网络尚未有而今这样的影响力和普及性,发表回忆录之类的文章空间不大,因此便欣然应允,写了篇稿子投去。然而结果若石沉大海,再未见下文。后来有北京的朋友说曾看到过该书,留意到有我的文章。但我迄今未曾见到。后将该文贴在浙大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发现读者不少,评价亦不错。现“开博”之机重发,一则供后生学子了解上一辈学人的求学经历,二则与同辈学者分享当年生活经历的感受。

1982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这一年我获得了至关重要的一张文凭——研究生毕业证书,取得了令多数人倾慕的一个学位——经济学硕士学位。由于这两个文凭,短短几个月时间,我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那年的夏天之前,我还是以工人身份带薪上学的学生,我的身份处在某种未定状态:退回去是建筑公司的“以工代干”宣传干事,到了夏末,我成了L大学经济系的一名教师,无论在官方统计分类中还是在一般老百姓的眼中,都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而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那几年,“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是最令社会敬仰的,在这个群体内部,持有研究生毕业证书同时获硕士学位的人,又受到社会的格外羡慕。原因很简单:物以稀为贵。1982年是“文革”后第二届研究生毕业的年份,到那一年年底为止,全国毕业的研究生人数仅2千左右,其中只有一部分获得了硕士学位。因为中国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与授予学位制度并非同时启动的,最初各学校获得的仅仅是招收与培养研究生资格,只是到了后来,才陆续获得授予学位资格,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有学位授予权的学校、专业为数不多,获得硕士学位的人,自然少于研究生毕业人数。因着这个缘故,我幸运的当了一段时间的“社会骄子”。对我来说,这一年有太多的变故,因而太多的记忆,但在所有的变故与记忆中,围绕毕业与学位的记忆最为丰富,而这两件事又不约而同地发生在夏天,因此姑且叫做“夏天的记忆”吧!

夏天的毕业是从上一年的秋天开始准备的,并且在那年的春天进入了“冲刺”阶段。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围绕着论文展开,而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两件事不能不提:一件是北京之行,另一件是论文答辩。

北京之行不仅直接与我的毕业准备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跨省旅行,第一次去遥远的首都,其印象自然特别深刻。事情是这样的,我就读的L大学位于大西北,那时“文革”浩劫刚过,各大学图书馆资料匮乏,惟有京、沪两地图书馆资料丰裕,因此学校特别开恩,研究生做毕业论文期间,可以选择北京或上海搜集资料,所需差旅费由公家报销。由此在L大学形成一种惯例:研究生最后一年,必出差一趟,要么去北京,要么去上海。但由于北京是首都,加之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研究资料远多于上海,因此多数同学首选北京,我也随了这个“大流”。

北京之行的第一个记忆是手续的复杂。原以为去北京和去别的地方出差一样,在单位开个证明就行了,但在做动身准备时,经老师、同学“指点”,才知道事情并不简单。一个外地人进北京办事,得先办一大堆手续,其中最重要的是开“介绍信”。介绍信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写给“接洽”单位的,一般情况下,准备找几个单位办事得开几份介绍信。由于我拟去北京图书馆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两家单位查资料,因此申请学校开了两份介绍信。介绍信格式千篇一律,比如给北京图书馆的,台头填“北京图书馆”,内容则为“兹有我校研究生赵伟同志(等一人)来贵单位查阅资料,请予接洽”……。第二种是住宿介绍信,或者开给北京火车站“旅馆介绍处”,或者与“接洽单位”介绍信合一。听说北京住宿特别紧张,我留了个心,回我读研前的工作单位开了份介绍信,因着该单位归国家建委管理,便开了张去国家建委(而今的“建设部”)某部门办事的介绍信,希望凭之入住该部招待所。第三种是“进京介绍信”。由省政府有关机构出具。但须持单位介绍信逐级上跑至省政府专门机构开具。据去过北京的同学、老师讲,这三种介绍信缺一不可:没有单位介绍信,北京图书馆无法进去;没有住宿介绍信,在北京找不到旅馆;没有进京介绍信,直达北京的火车票无法买到,而即使到了北京,一旦为戴“红袖章”的北京人查出,将会冒被送“遣送站”遣返的风险。所幸的是,我只办了前两种介绍信,部分由于我的母校为教育部直属,部分由于当时进京管理有所松动,后一种介绍信终于免开,由此而少跑了不少路!接着是领取与兑换全国粮票,那时实行定量供应,我的月粮食定量34斤,定量指标直接划归学校“伙管科”管理,作为买饭票的依据。需要出差,可以领取粮票,作为外地就餐的凭据。因为全国各地的饭馆吃饭均需缴粮票,没有粮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饭。粮票分“全国”与“地方”两种,前者由国家粮油部统一印制,通行全国,后者由各省、市粮食局印制,只在一个省或市范围通行,出省界则失去效用。由于我的目的地将跨越省界,自然可以领取全国粮票。办理上述手续,断断续续花了个把月时间,由于手续齐全,加之比较稀有的研究生身份,从购买火车票到进北京,还算顺利。

去北京是在早春,那时盛行 “衣貌取人”,虽然衣着颜色没有多少选择,但样式至关重要,人们往往从衣着上区分职业与地位。一位刚调入北京中央机关工作的前同事就告诉我,有时他单凭一身标准的“周恩来式中山装”和自己的派头,就可以不用出示任何证件进入人民大会堂。我的“行头”还算入时:上身一件刚开始流行的黑色毛呢“军便装”,下身一条深蓝色“毛的”西裤,脚上一双黑色“三接头”皮鞋,手提一只黑色人造革皮包,这属于那个时代标准的高级知识分子或有一定地位的干部“行头”。而一幅黑边眼镜,则平添了知识分子的“标志”。亏得这套“行头”,无论是旅途中,还是在北京期间,受到不少礼遇。在京滞留一个月,周日里忙于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周末则游览名胜古迹,印象颇佳。实际上,那时的北京真有不少值得怀念的地方:论住宿,那时的部委招待所条件虽不如现在,但“人气”、价格却非如今可比。招待所四人一间,床位3元一天,旅客来自天南地北,相处几日,和谐如一家。我曾偶感风寒,卧床几日,室友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或替我打饭,或替我买药,照顾入微;论北京人,那时比现在好客多了,外出问路,特别热情,越是胡同居民,越是如此;论旅游,虽然交通不如现在便捷,但景点游客数量、价格,当令时人羡慕。那时故宫门票仅5分钱,周日去故宫游览,泰和殿有时门可罗雀,大殿内部亦对外开放,不时有游客伸手抚摩金銮殿设施。北京最贵的门票当是雍和宫,也仅五角。我印象中北京最为拥挤的地方,除了王府井、大栅栏等地而外,要数北京图书馆了。这些地方的拥挤,大概都因外地人多的缘故。前者有来自全国的购物者,后者则有来自全国的读者。老北京图书馆坐落于北海西岸,正对着中南海后门。每日早晨开门之前,就已经有大批读者在门口排队了,开门后,得按顺序递上介绍信领取阅览室坐位号,方可进去。若来迟一步,领不到号,就只能在走廊里站着阅读了。后来发现,图书馆内也有“世外桃源”,有个“外文期刊部”,设施颇佳,但读者不多,总有位子可资利用。原来外文期刊部只对外宾或国内讲师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开放,其他人员谢绝入内。我因持有研究生身份证明,自然可以进去。这倒成了我读书的一方清静去处。总之,第一次进北京印象非常好,感觉颇佳。后来去北京多了,一次印象不如一次,再也找不回第一次那种印象与感觉了!

再说我的论文答辩。北京查阅资料一回来,便进入论文修改阶段,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到夏初终于脱稿。接着而来的便是各种程序,最要紧的当属答辩的准备。先是论文送审,那个年份大学经济系最大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重中之重的研究方向则是《资本论》研究,因之这方面的专家最多。我读的是外国经济史,属于冷门专业,在本校除了导师而外,找不到合适的评阅专家,必须从外地找专家,最后找到的几位专家,均可谓国内该学科的顶级人物,包括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复旦大学夏炎德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的著名专家。在将论文寄给这些国内名家之后,心情的确可谓忐忑不安,生怕有失。坦率地来说,外国经济史是个交叉学科,涉及到经济学与世界历史两个学科,花一两年时间要搞出大的名堂是不大可能的。论文虽然花了不少功夫,但创新毕竟有限。然而专家们最后的评审结果却令我大喜过望。从后来寄回来的意见中可以感悟到,这些名家看文章极认真,有些地方简直是字斟句酌地读过的,所提修改建议既中肯又具体,而他们的评语,对于后辈学人更显爱护有加。

论文一经审阅通过,便是等待答辩了。由于我们属于L大学经济系首届毕业研究生,研究生论文答辩,在该系前所未有,不仅对学生,就是对相当一部分老师而言,也是陌生的一件事。因此,一听到那儿有此类答辩活动,便不请自到,前去旁听。遗憾的是,L大学在那座城市处于鹤立鸡群的地位,是该城获得招研资格的第一家。观摩机会也只能在本校找了。还好,历史系招研究生最早,毕业生答辩自然早些,该系答辩也就成了经济系等文科研究生旁听的主要对象。第一次亲历答辩场面就是在历史系,答辩学生年龄约40岁,这在80年代初期属于读研的正常年龄。我当年27岁,算是研究生中的“小字辈”了,同我一届毕业的同学,多数长我十岁左右。记得那位同学答辩的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寺院经济,答辩井然有序,结果皆大欢喜:答辩委员会5人投票一致予以通过。但接下来的几场却每况愈下,一场不如一场,待到听到第五、六场,我们的神经也跟着绷紧起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旁听答辩的研究生,为历史系一位“大牌”教授所带,该教授学问誉满海内,有五名弟子答辩,导师对这些弟子的论文评价颇佳,事前各方面普遍看好这几场答辩,但结果却大大出乎预料:第一位全票通过,第二位勉强通过,其他三位未获通过。其中事前为导师最看好的一位研究生,答辩委员会评价最差,其论文观点受到专家的激烈抨击。此结果一出来,导师气了个半死。事后听说,答辩委员会几位成员,大多与该教授存在个人恩怨,而此种恩怨,盖由“阶级斗争”盛行年代所植。原来直到“文革”结束之前,文科“大牌”教授往往是校、系的“改造”对象,而学问平平、“政治热情”高的教师,反而吃香。文革一结束,事情颠倒过来,大牌教授成了权威,原来吃香的人地位动摇。日子大多不好过,总感不是滋味,自然心怀怨气。老先生本指望借弟子毕业答辩,邀几位同行参与,以消弭昔日恩怨,不料反给对手出气创造了机会,将答辩搅得一塌糊涂,让其难看。人心不测,由此可见一斑也!此事之所以引起我系同学的紧张,背景也有些类似。尤其是我的导师刘教授,属于老“运动员”,由于曾留学美国,且有夫人出身广西白家、蒋经国亲自主持过其大婚等一大堆“复杂”的传说,每逢政治运动,总是第一个被“纠”出来,被“踩在”同事乃至学生“脚下”,文革一结束,幡然翻身,恢复了学术权威地位。如此这般产生的同事恩怨,当非一时一事可以消弭。于是我们几位弟子变得格外谨慎起来,无论是论文最后润色,还是资料准备,丝毫不敢懈怠。为了应付答辩,我围绕论文设想了一大堆问题,查阅了手头所有可供查阅的资料,做了一大盒子的资料卡片。后来发现,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的处境与历史系同学有所不同。刘老先生平时为人谦和,“翻身”后亦不计前嫌,善待后辈学者,故而与中青年教师相处颇融洽,故意找茬使坏的同事不多。这为我们的答辩吃了“定心丸”。

答辩是在六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进行的,六月份西北地区刚入盛夏,但L城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当日晴空万里,天气格外地好。答辩由上海远道而来的夏炎德教授主持。夏先生乃一代宗师,具有大家风范。在他的主持下,答辩严肃而有序。那时一篇硕士论文答辩要花整整半天时间,答辩委员会由五位专家组成,其中至少两位为外请专家。答辩过程中,五位专家轮流提问,涉及领域广泛。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我的回答显得轻松自然,博得专家的一致好评。夏老先生的评价是:无论论文还是回答问题,非常富有逻辑性,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良好素养。夏先生一席话,使答辩结果趋于明朗。最后答辩委员会经无记名投票,一致同意通过答辩,并建议授予学位。

大约十年后,我有机会看到了几位专家对我答辩的最后评语,其中颇多奖掖之词。显然得益于答辩委员会的上佳评语,在L大学学位委员会不久后的表决中,我曾获高票通过,后来的材料显示,出席校学位委员会的19位专家,有18位投了赞成票,仅有一位弃权。

我的答辩表现显然也给夏老先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以至后来我们成了“忘年交”,多年书信不断。夏先生曾留学伦敦经济学院,不仅精通英文,而且擅长汉语诗文、书法,可谓学贯中西。其书法功底深厚,尤擅隶、草,曾题赠我一幅隶书尺牍,书云“学唯精一,君诚能之,磨砺以须,继业可期!”而我的导师刘先生,亦兼有中西两种文化素养,我毕业时也题赠一条幅,手书盛唐诗人王之涣《登鸛雀楼》绝句一首,其中“更上一层楼”一句写得既别致而有力。这两幅题赠,包涵了他们这一辈学人后来者的期待。而今两位前辈均已故去,每当看到他们的手书,眼前不禁浮现出他们慈祥而期待的音容,多年来激励着我在学术上不断奋进。

                                                          (2002年11月13日写于杭州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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