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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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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扭曲浙江城市化——审视浙江模式(之三)  

2009-09-11 07:57:21|  分类: 学术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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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房价扭曲浙江城市化——审视浙江模式(之三)

                                                 赵伟

3.1 浙江城市化,“新古典”老板进城模式

浙江区域经济转型的核心内涵,除了体制市场化而外,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了。这两个进程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说,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的内涵,也是工业化的外延——延展性扩展。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工业化的模式决定着城市化的模式。我们早先的研究认为,浙江工业化路径模式带有“新古典”特征,现在看来,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一脉相承,也采取了“新古典”的路径。说具体点,就是“老板进城”模式。

先看城市化“古典”的一面。略微研究一下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便不难发现,18、19世纪那里的工业化最初发生于乡村,第一批老板大多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小手工业者或小业主,将企业办在自家土地上,尤其是那些有水力可资利用的丘陵野地,有林木、木炭可资利用的林区。后来随着财富积累加上技术革命,这些业主们纷纷将企业由乡村迁入小城镇,由此将原本不大的城镇变成了工商业重镇乃至大城市。这一点,曼彻斯特尤其是其附近索福尔德市的兴盛最具代表性,以致有经济史家将19世纪中期的曼彻斯特称为“未曾合并的村庄”。由此可以认为,古典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主导力量是私营企业主或“老板”,关键机制可称为“老板进城效应”。这个效应的具体发挥机理是:老板进城与企业迁移在先,广大农村劳动者进城在后。说白了,是老板进城带动了“打工者”进城。

客观地来考察浙江最近30年以来城市化的简短历史,也不难看到“古典城市化”的这些影子。实际上,最初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体制外新办的民营企业,大多落户于乡村而非市镇,乃至一度有“村村冒烟,户户办厂”现象。稍后,随着大批农民企业经营者的“脱贫致富”,越来越多的经营者或“先富起来的人”开始在县城购买住宅,将子女迁入小城镇。再后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开发区热”,原本落脚于乡村的企业纷纷进城,迁入县(市)政府辟出的“开发区”或产业园区。企业迁移带动了农村居民的进城,这一浪潮导致了众多小城镇的崛起与繁荣。其中温州苍南龙岗作为“农民城”的兴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种城市化浪潮中,“老板进城效应”显然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就这一点来看,浙江的城市化,也带有欧洲古典城市化路径的影子:老板与企业区位变动起了主导作用。

但值得一提的是,两种城市化背景明显不同:欧洲18、19世纪城市化浪潮中进城的农民,大多与乡村脱离了产权联系,要么将乡村的自有土地变卖了,要么在先前漫长的商业化尤其是“圈地运动”中早就失去了土地,成了无地的手工业者。由于中国农地改革尚未触及土地产权,在浙江,顺应城市化浪潮进城的农民,大多带有“离乡不离土”的特征,多数进城农民一方面与乡村土地保持着法律联系,另一方面则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完全身份,由此导致了城乡之间乃至城市内部的制度分割与社会分割。

3.2 浙江城市化路径,与珠三角殊途同归,与京津冀相异

如果进行若干区域比较研究便不难发现,浙江城市化模式,既不同于珠江三角洲路径模式,也不同于环渤海核心区域京津冀模式。笔者早先的研究将珠三角的工业化模式称为外资导向型的。这种模式下乡村工业化的资本来自城市,说具体点,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最初首先集聚于大城市,其后迅速扩散,投向中小城市乃至乡村,出现“投资下乡”浪潮。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的大城市,当首推香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将香港资本以及通过香港集聚的国际直接投资向珠三角内地的流动,视为一种独特的“投资下乡”运动。是香港这个大都市所集聚的FDI的“下乡”,撒在了毗邻香港的珠三角地区,推动了那里的乡村工业化。至于深圳特区,完全是在毗邻香港之地再造的一个都市,这个都市一经崛起,就发挥了资本集聚与扩散中心的作用。事实上,深圳不仅吸引来大量外资,而且引来更多的内资。许多内外资本将深圳作为跳板,一经落地便被迅速撒向珠三角的乡村。由此促成了东莞、顺德、汕头等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那里的乡村就地转化为城镇,将小城镇转化为较大的都市,或者变为深圳与广州等大都市的郊区。

浙江城市化路径模式与珠三角不同,但与“苏南模式”下的城市化则殊途同归,同归于“长三角模式”。这种模式的城市化,采取小城镇集聚模式。由此造就了一大批繁荣的中小城镇,同时将一批原有中等城市大城市化,前者早期有温州的龙港、鳌江,台州的路桥黄岩,绍兴的柯桥等,近期最具典型意义的要属几座县城的聚合了。其中金华之义乌与东阳大有整合之势,而宁波的余姚与慈溪合建中心城已经开始实施[1]。后者要属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城市,改革开放初期充其量只能算中等城市,但随着工业化与都市化的迅速推进,已经或正在跃入特大城市行列。其中杭州与宁波的经济规模,多年前已超过武汉这样的中部特大城市。在苏南,小城镇集聚的典型区域无疑要数苏、锡、常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包括“浙江模式”在内的长三角城市化模式,还是包括港澳特别行政区在内的珠三角城市化,所造就的城市空间分布彼此相似,这便是大城市与中小城镇相互依托,同步发展与共享繁荣,形成一个体系。犹如一个“城市森林”体系那样,其中有大树也有小树,有树木也有“小草”。此种城市空间分布与京津冀城市化演进路径明显不同。如若仔细考察京津冀的城市化,便不难发现一种现象,即“大树底下不长草”现象。最突出的例子是迅速膨胀的北京,略微逊色的天津与河北一些日益被边缘化的中小城市,形成的鲜明对照。

反映上述三大区域城市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数据,当属官方统计的“千强镇”的区域分布。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在2005年全国一千个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镇中,长三角拥有624个,占总数的62.4%,其中江、浙两省以各占27.5%和26.5%占有全国一半以上。广东一省拥有120个,居全国第三。然而在整个京、津、冀、辽两市两市的广袤区域,只有85个强镇,占比仅为9.5%。

3.3 浙江城市化,遭遇高房价

相对于大多数地区来看,浙江城市化形成的大中小城市共存共荣,同步发展的“城市生态系统”,不失为人多地少地区城市化的一种明智选择,这一点当值得予以肯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浙江城市化遇到了一个“死结”,这便是城市高而飞涨的房价。首先是区域城市房价总体水平高居全国前茅。新近公布的《2009年7月中国城市房价排行榜》揭示,浙江温州市房价继续领跑,新房均价高达17116元,超过上海(15404元),而杭州新房均价15277元,高过北京!。其次是,不仅大城市房价奇高,而且中小城市房价也飞涨。温州、义乌不说,就是人均GDP仅有数千元,职工工资也就1千多元的山区小城,房价也高的吓人。有报道说,近一两年以来,人均收入排名全省末尾的丽水、衢州等地,房价涨幅高居全省前茅!实际上,据我实地考察,目前浙江一些中等城市的房价水平,已经达到乃至超过了日本关西类似区位的小城市房价。而如果以人均收入与房价水平比计算比较,则浙江大中城市房价与大众收入之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缺口。目前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年收入与城市房价之间的比率,也就3-6倍,即使像日本这样有名的人多地少同时人口高度集聚于大城市的国家来看,也仅在4-6倍之间。笔者实地考察得出的印象是,以关西人口高度集聚区京都为例,一个教授的年收入与城市近郊“小别墅”价格比率,也就4-6倍,就是说4-6年工资足可买一幢近郊小别墅。而教授工资在日本并不算高。反观国内大城市,这个差距已经大的令人瞠目。仅以杭州市为例,目前城区房价动辄2-3万元/平米,即使按照“高收入”之“入门级”收入水平(12万元/年)推算,一套普通单元房与其收入比至少在15倍以上。而年收入12万元以上者在当地仅占少数!

高房价不仅令大众深恶痛绝,而且其后患无穷。最大的后患,当包括对城市化的扭曲了。前已论及,浙江城市化采取的路径模式,以“老板进城效应”为基本特征。具体说,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进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户。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他们也渴望在城市安居乐业。这原本是城市化的古典模式。但在浙江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原本分散在乡村的成千上万的老板的确率先进城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数亿千万计打工者也多半进城了,然而前者在城市购房买地,落户生根了,后者面对城市的高房价只能“望房兴叹”,要么依然奔波于城乡之间而“离乡不离土”,要么以“农民工”身份屈居城市“边缘人”之列。“古典城市化”到此打住了!

关于高房价形成的原因,有人归因于地方政府利益驱动的“限量供地”,有人归因于“炒房团”的推动。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浅层的原因。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商品的价格均由供求力量较量所决定。房地产价格也不例外。就浙江的情形来看,房地产供给一边最大的“短缺”局面,是城乡分割的不动产产权制度导致的。目前仅仅市场化了很小一部分房地产,而将农村农民的房地产打入“小产权”之另类。由此人为限制了供给,导致了短缺。就需求一边来看,就浙江情形来看,城市房地产的最大需求,并非居住,而系投资。客观地来看,浙江大大小小的老板,几乎每个手里都捏着一些房产。这些房产实际上成了老板投资的重要对象。实际上不仅个体老板,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将房产作为投资与融资的重要载体。“房地产金融”在这里实际上成了银行金融的重要替代。

这方面温州最为典型,名扬天下的“温州炒房团”现象,实际上是温州老板投资“产业升级”的一种方式。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表明,一个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主宰产业往往发生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商业时代,哪个地区控制了商品营销渠道,便在区域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第二个阶段是制造业时代,哪个地区掌握了制造工业产品的技术,便在区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三个阶段是金融时代,哪个地区成了金融中心,便在地区竞争者居于优势地位。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温州在前两个阶段都获得了成功,唯有第三个阶段,即金融时代被排除了出去。原因很简单,金融体制迄今未有实质性改革!温州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金融未改,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的温州人投资失去了方向,只好去炒地皮、炒股票了。而各种炒作,对于房地产价格无异于推波助澜。高居不下且还在飞涨的房价,正在把区域城市化推入一个四角! 这可看作一种制度转型滞后逼迫的扭曲了!了了了了                                           

                                                                                                                                             (2009-9-9)



[1] 规划中的“余慈中心”,总面积488平方公里,将成为宁波市的一个“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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