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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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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牛津体制——牛津访学散记之二  

2009-08-26 11:39:56|  分类: 学术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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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的牛津体制——牛津访学散记之二

                                                赵伟

牛津大学之“四大”,根植于她的独特体制,这一点我倒有些倾向于“制度学派”了,我以为,好的大学与表现优越的经济实体一样,当具有一套好的体制,这种体制能给优秀人才以充分的发展机会,对全世界的英才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来牛津之后与这里的学者聊天,谈了我的这一看法,尽管不乏有人对牛津体制颇多批评,但就我问及此类问题的牛津人而言,几乎都承认,这个体制管用(It really works!)。正是抱着这一“先入之见”,我认为要想真正理解牛津,不能不谈她的体制。

一座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世界级名校,究竟采行了一种怎样的体制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国内为牛津之行做准备的时候,我就开始留意了,浏览牛津大学互联网页时,有一段文字曾引起我的注意。该校互联网主页之“大学结构”栏目下,牛津——确切地说当是“牛津人”(Oxonian)对自己管理的大学作了如是介绍:“牛津是个独立与自我治理(self-governing)的机构,由中心大学(central university)与学院组成……,独立且自治的学院,构成大学的核心因素。” 来牛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轻身经历与仔细观察,有一日我忽然感悟到,这个简短的介绍,极富概括性,实际上可以作为理解牛津体制的基本线索。我的看法是,短短的一两句话,既贴切地点出了牛津大学的组织结构特点,也点出了牛津大学体制最独特之所在。

先看牛津的组织结构。在我看来,牛津大学结构的最大特点在于,整个大学是由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有机地构成的,说的明白一点,在牛津、剑桥之外,英国其他大学只有一个系统或支柱,而牛津、剑桥类型的大学,则同时拥有两个系统或曰两根支柱:一个是中心大学,另一个是学院。

所谓中心大学(central university),就是不包括学院在内的大学系统。这个系统与英国其他大学差异并不大。

中心大学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校。设有一套领导及办事机构,这也与英国其他大学无多大差异,唯一的差异是既要负责中心大学事宜,也要负责中心大学与学院的协调事宜。

第二个层次是学部(Academic Division),按照学科群组建。全校按照学科群划分成五个学部(Academic Division),分别为人文、生命与环境科学、数学与物理科学、医学科学、社会科学。学部是个权力机构,既是所管学科的行政协调者,也是这些学科财务安排、发展计划的审查者与监督者,同时还是跨学科学术活动的组织者与协调者。大学的日常管理尤其是财政安排与教学计划协调等事宜,主要由这五个学部分别掌管。值得说明的是,学部是牛津大学近几年改革的产物,以前在牛津中心大学之下,设有数十个教研部(Faculty),2001年10月进行了一次结构性改革,撤消教研部,归并、成立为上述5个学部。

第三个层次是系、所。每一个学部之下设有若干个系、所,但有些学科,如历史、法律、英语等学科,因历史上未曾有过系,故此保留了老的机构即教研部(Faculty),与系无异。每个学部管辖的系、所或教研部数量多寡悬殊,多的如医学科学学部,有20个系、所,其次是社会科学学部,有15个系所或教研部,少的如生命与环境科学,仅有6个系、所。

三个层次之间的大体分工是:学校只管大的战略性问题,主要包括学术政策制订、战略方向的把握,以及对外关系的处理等等;学部负责本学科内的学科发展与协调事宜;系、所则负责日常教学与科研活动的组织与管理。

就大学本部或所谓“中心大学”来看,牛津采行的结构与英国其他大学没有大的差异。但中心大学并非牛津结构特点所在,牛津结构的特点主要与第二个系统联系在一起,这便是学院。

事实上一提起牛津,便不能不说它的学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牛津的学院,不同于一般英、美大学的所谓学院。略有些英语知识的人都知道,英语至少有四个词都给翻译成了中文的“学院”:一个是Faculty,原意为大学一个机构的全体教师,后来延伸为一个教学单位,在英国许多大学,是介于学校与系之间的一个教研组织或协调机构;第二个是College,本为大学,高等院校,但在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一些大学,成了大学的一个教研组织机构;第三个是School,原主要指中小学,后来为一些大学的二级教学机构沿用;第四个是Institute,原意为某种活动的组织者,后为协会、高校及研究单位专用名称。也许部分地由于当代英语在这些术语使用上的混乱,部分地由于无法找到恰如其分的汉语对称术语,在汉语里这些词全给译成了一个词,即“学院”。实际上,在英国,一提起大学之下的College,人们多半会联想到牛津与剑桥的学院制度。

牛津的学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正式学院(Official College),这是那些按照牛津大学有关法规,按照联邦制程式加盟牛津大学的学院。此类学院,既有古老的,也有新建的,共有39所之多;另一种是永久私立书院(Permanent Private Hall),完全按照学院建制构建,但由于当初是由不同的基督教会创立的,因此保留了一定的宗教特征。此类学院共有6所。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可以称为“准学院”(Associated Institutes),这些机构虽完全仿照学院制建立与运行,但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获得完全学院的身份,招生层次或类别受到一定限制。此类“准学院”机构有近10所。一般不被列入学院类别。我的印象是,一个准学院要获得完全学院的身份似乎并非易事,比如位于大学博物馆对面的基堡学院(Keble College),从准学院变成完全学院,经历了70年时间。该院的有关介绍材料说,学院早在1870年就拿到皇家枢密院颁发的宪章,获准建院,19世纪80年代其主要建筑即已落成,但此后一直作为“准学院”运行,直到1952年才获得完全学院的身份。

学院名称一致,但类别各异。按照招生与否及招生范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混合制学院,招收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各个层次的学生。此类学院占绝大多数,30个学院与6座永久私立书院均属混合制学院;另一类为研究生院性质的学院,只招收研究生而不招本科生,此类学院有6所;第三类为研究院性质的学院,即只有院士而无学生的学院。此类学院属绝无仅有,只有一所,即建于14世纪初叶的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此外,还有几所专门从事半日制研究生与成年人教育的学院,比如克劳哥学院(Kellogg College)不招全日制学生,而专门招收半日制研究生;而哈丽思·曼彻斯特学院(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则只招收21岁以上的成年人,不招应届毕业生。如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学院在学生专业上有一定偏好,但一般要涵盖好几个学科,绝大部分学院同时招收文、理两个学科的学生,因此教师也由多学科人员组成。简而言之,一个学院事实上就是一所多学科的“准大学”。

上述独特的大学组织结构,赋予牛津大学体制以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个是内部主体多元,因此在大学内部各主体之间,尤其是学院之间,存在一个“学者市场”或“教授市场”,同一个专业的教师,可以在好几所学院之间选择与竞争,而学院之间为了争夺好的教师,无形中便感受到某种竞争压力。在我看来,正是大学内部的这个“学者市场”,同时解决了困扰一般大学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基层单位人士垄断问题,其二是人才外流问题。我们知道,一般大学往往按学科、专业设置机构,一个机构一旦设立,多年之后,便形成某种垄断,在校内不存在多少竞争压力,由此而缺乏善待人才的压力;更为要命的是,一个专业的教师,在一所学校只有一个单位可以选择,如想换个工作单位,那只有离开这所大学了。拔尖人才的离去,对于整个大学无疑意味着损失。牛津主体多元体制与内部“教授市场”,则同时解决了这两大问题:基层单位——学院之间的竞争本身就有助于消除管理惰性,而内部“教授市场”则意味着,一个优秀的教授,想换个单位大可不必离开本大学,完全可以在牛津大学各学院间选择。

第二个特点是,普遍或层层分解的自我治理(self governing)体制。自治首先体现在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上。英国议会有一部专门法案,给予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以高度自治的地位。对于这两所大学,英国行政当局仅有义务提供经费,而无权干预大学内部事务。更有意思的是,政府拨款还不少,英国官方有关高校的预算,一大半给了牛津、剑桥两所大学!

大学的管理也完全按照民主自治方式进行。其最高权力机构为校教职工大会(Congregation),该大会由 3600多位成员组成,包括全体正式教师、高级研究人员,以及图书馆、博物馆与行政管理等各方面人员代表。教职工大会像个议会,具有立法权力,它所通过的法案、决议,成为节制学校所有机构行为的准则。教职工大会之下,设一决策机构,称“大学政务会”(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也可译为理事会)。该机构由26名委员组成,成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由大学代表大会选举出的代表,二是由各自治学院选派的代表,三是两位特聘校外成员。政务会对牛津大学学术政策的制订与学校发展战略方向负责。在政务会之下,则设有若干个“专业委员会”(committee),分管具体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专业委员会有四:一曰“教育政策与标准委员会”负责本校教学政策与课程乃至学位标准的制订与维持;二曰“总目标委员会”,负责学校长远发展目标的制订与贯彻;三曰“人事委员会”,负责本校人士政策的实施;四曰“计划与资源分配委员会”,负责现有资源的分配与计划。此外还有负责财务、审计、医疗保险等方面事宜的其他较小的专业委员会。

大学行政领导体系的设置,有些类似英国“郡主立宪”制度。虽设有校长,但校长与英国女王一样,多半是个摆设,并无实权,仅仅主持一些大的礼仪活动,其荣誉地位远大于权力意义。由于牛津大学的特殊地位,做牛津的意味着英国乃至国际知识界的某种承认与尊敬,因此常为英国政治家竞逐的荣耀。校长职位经严格选举程序遴选,一旦当选,除非自己主动辞职,便可终身就任。我有几分幸运,来这里时正赶上前任校长去世而需选举新校长的时间,因此有机会目睹这多年难逢的系列“盛事”。先是前任校长的葬礼,其仪式之隆重,不亚于国家元首!葬礼前大学及各个学院下半旗三日,而后是在大学教堂——圣-玛利亚大教堂——举行的庄重而典雅的仪式,参加葬礼的不少牛津学子,都属英国政界的风云人物,包括现任首相布莱尔以及前首先爱德华·西斯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等人物。再过几日,就要选举新校长,好几千人参加投票,数十人竞选,场面之大当可想而知!大学对选举人资格规定也有自己的特点。原以为参选人应为现任学校全体教职工,但浏览有关宣称材料后方知,事情并非如此,只有两部分人可以参选校长:一部分是现任校教职工大会成员,另一部分则是在牛津获得正式学位的毕业生。若无这两个条件,即使在牛津工作多年,也无权参选校长。经济系行政总管考茨女士,自称在牛津工作已有20多年,因为不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仍无权参选。

实权掌握在副校长(Vice Chancellor)手中。副校长由校教职工大会选举产生,任职期限7年。一般由既有很高学术声望又有丰富大学院系领导经历的人士担任。现任副校长科林·卢卡斯教授,既是声誉卓著的历史学家,又有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及其母校牛津担任教务长与学院院长的经历。副校长之下设有四位助理,称副校长帮办(pro-vice chancellor),帮办们各管一块,协助副校长的工资。

在中心大学内部,自治权力则按照某种民主程式予以分解。现分解到学部,每一学部设一位全日制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同时设立一个经各基层机构选举产生的学部董事会(divisional board),监督主任工作。

大学各个系、所或研究中心,也具有一定自治权限,而其管理,也带有西方民主制的特点。学校制订政策、法规,划拨经费与基础资源之后,由系、所按章支配,并不干预系所内部事宜。一般情况下,系、所编制由历史形成,要增加编制,则需经学部批准。但在现有编制之内,系所则有充分自主权。系、所领导由本单位教职工选举产生,当然学校对候选人有严格的资历要求。系主任任职期限3年,若表现不错且本人原意连任,则可延长两年,但最长不超过5年。由于系所领导非教授莫属,因此往往有些教授“轮流坐庄”的特征。

与学院相比较,中心大学系统的自治程度就有些相形见绌了。在学院系统,自治特征最为突出。学院的自治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个是在与大学以及其他学院的关系上,实行某种联邦体制。每个学院在建院之前或之初,均从英国皇家枢密院获得一份宪章(Charter),该宪章赋予学院独立自治权力,因此从产生之日起,学院就是个相对独立的教育实体。每个学院均有至少一个基金会,专门为其筹措经费,财政完全独立于大学之外,因此大可以自己运作。由于这个前提,学院与大学的关系,有些若即若离的特征:大学的任何机构,均无权过问各个学院内部事宜,更无权撤并学院。学院与学院的关系,也有些联邦制下各州之间关系的影子:彼此处在竞争合作状态。不仅如此,学院之间常因基金多寡以及管理好坏而存在很大的贫富差异。邀我访问的纳菲尔德学院,号称牛津学院中之“四大富翁”之一,是由已故牛津汽车工业巨子纳菲尔德爵士捐助的,由于纳菲尔德过世时无子嗣,将其资产全部捐出创立一基金会,该基金会资产多半是以不动产形式投资的,近20年英国房地产价格飞涨,学院因之财力骤增。而另一位富翁“三一学院”,号称土地面积之大可以敌国,有一段时间曾有如此说法:从牛津到剑桥,可以一直走在三一学院的地产上!也有一些学院,早先很富有,近年因资产经营失误有些败落。当然,牛津也有某种“互助”体制,富裕学院有一定义务捐助贫穷学院。

体现自治的另一个层次是学院自身的治理结构。学院无一例外地按照西方通行的民主制度治理与运行。通常情况下,一个学院有几十位常任院士(fellow),组成院士大会,为学院最高权力机构,院士大会有权选举院委员会及院长。平日行政事务,主要由院委员会及院长负责操办。邀我访问的纳菲尔德学院规模较小,有35位常任院士,设一7人组成的院委会和一名院长。院长仅在学院行政及后勤事务方面有较大权限,而在学院学术组织与学生培养方面的权力则极其有限。纳菲尔德学院院长托尼告诉我,学院所有大事,均须院士会议定夺,而中小事务,则须取得院委员会认可,至于学术上的事宜,则完全由各位院士分头管理。

民主自治实际上是与一定的分工协作机制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两个系统均维持着高度的自治体制,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教学与科研上的资源共享与合作。在现实运行中,两个系统的活动“边界”还是比较明确的,其功能颇具互补性。一般而言,在教学方面,学院的职责主要有三:一为选择学生。虽然招生大权是由学校独揽的,但各个学院则有权选择自己的学生;二为关照学生,包括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双重关照。学院有责任为学生提供食宿、图书馆、运动及社会交往场所,同时还为学生提供宗教等精神关怀;三为贯彻导师制度。学院有责任为每一位学生配备一名导师,导师对学生专业方向、个人品德发展等提供及时指导。除了这三件事而外,其余责任则主要由中心大学承揽。中心大学最重要的权限,莫过于教学组织与学位管理了。

除了形式的分工协作而外,两个系统之间本身就存在内在的联系。事实上,中心大学与学院两套系统是由大体重叠的一帮学术带头人主宰与管理的。大学几乎所有的教授以及部分讲师,同时兼具两个身份,占有两个职位:一个是学院院士,另一个是系所领导或学科带头人。说的形象一些,房子虽然是两个,但里面住的人确是同一批,这本身就形成了天然结合与合作的内在引子。在我看来,正是学院——中心大学两个系统彼此竞争合作环境,为牛津的才子们提供了巨大的个性发展空间。

(2003年2月25始撰于牛津大学经济系,28日完稿于历史图书馆)

原载《经济系消息报》2003年4月18日4版,原标题:《名校体制》。

附记:本文系作者2003年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所撰,在《经济系消息报》发表后受到学界同仁好评,近期发现网上有未授权粘贴转载,特置于博客,以为准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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