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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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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发展:制度与政策比拨款更管用  

2009-07-22 15:40:02|  分类: 学术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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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发展:制度与政策比拨款更管用

                                              赵伟

很高兴也很荣幸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尤其是在大地震一周年前后,搞这样一个研讨会,我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同时能为西部经济振兴出一点绵薄之力,我很愿意这样做。今天的话题是列出来了的,就是机会的问题,说具体点,就是面对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中国经济调整,西部经济机会何在?目前世界经济很不好,大家都看到了。但我有个固执的辩证看法,这便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具体说,对邻居有利的事,未必对我有利;对邻居有害的事儿,未必对我有害;对邻居和我都有害的事儿,未必全是灾难!

自世界经济衰退以来,我一直讲的一个话题是,世界经济衰退孕育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难得机会,这个话题已经讲了好几个月了,今天从简。今天集中讲讲西部的机会,当然主要是潜在机会。

客观地来说,此次世界经济衰退对沿海经济的影响要远大于西部,对于西部的影响相对小些,主要是全国经济尤其是沿海经济变局派生的。因此要找西部的发展机会,必须分析中国经济本身。前段时间《人民网》转了我的一篇文章,讲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势。我以为所有大势中,三个发展大势可能跟西部经济的机会关系较大:第一个是大众消费时代的降临。所谓大众消费时代,是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教授提出来的,他将一国社会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大众高消费时代是第五个阶段。这个时段有几个标志:其一是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化,其二是工作日的缩短以及闲暇消费的崛起,其三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新白领”阶层的形成,如此等等。总之是个消费大增长时期。罗斯托教授认为美国是第一个跨入大众高消费时代门槛的现代国家,时在1900-10年期间,最具标志性的耐用消费品是小轿车。客观地来看,目前中国这些消费都开始了,高档耐用消费品、闲暇消费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等等,正在接踵而至。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跨入大众高消费时代的门槛,至少沿海及大城市如此。第二是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改革开放前期的执政理念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形象地将经济学家讲的效率与公平之效率提在前面,这是非常及时的。没有这种提前,就没有以往30年经济快速发展。另一个是“发展是硬道理”。即一切服从于发展目标。目前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也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和谐社会”。什么都要讲究人的和谐,包括人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另一个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是什么?就是强调节能与环保,不能再靠破坏环境、破坏资源那种发展。第三个大势我觉得是扩大内需政策的长期化。就是怎么样把13亿人的消费调动起来,这是个长期过程。从理论上来讲,中国有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因为我们有13亿,是日本的10倍。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能达到日本的一半,那就是五个日本的市场容量!大的难以想象!所以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目标。

上述大势对西部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无疑意味着潜在的机会。不讲别的,单是扩大内需这一项,就孕育着西部经济的某些机会。我以为目前正在展开的扩大内需政策,大体上可归纳为“三根支柱”:

第一根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高速铁路、高等级公路的建设。这些方面的巨额投资,将有利于改善区域间交通运输条件,促成省际贸易运输成本的降低。运输成本降低之后会导致产业聚集,产业效率更高。那跟东部好多产业相比,西部已有优势的产业可以聚集起来变得更大,甚至变成世界某个产品的制造中心,这都有可能。成都如果跟上海、跟西南地区的广西、北海等区域有了更便捷的交通,有些产业会到西部来做的。为什么呢?运输成本低了。现在互联网通讯成本几乎降到零了。

第二根是民生工程。民生工程显然有几个关键举措:一个是社保体制。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体制;一个是医保体制,建立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第三是教育公平化。所有这些,对西部都有利好。我们知道,因为西部贫穷人口多,更需要社保,因为最需要社保的不是老板,而是穷人。最需要公平化的不是老板,而是穷人。至于全民免费基础教育,对贫困地区犹如雪中送炭。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有利于西部的。

第三根支柱是产业振兴计划。国家不是提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吗?关于这个计划本身效率如何我不想评判,我这里想说的是,我相信在产业振兴过程中,东部有些产业会到西部来,东西互动格局会强化,因此西部也有机会。

现在的问题在于,西部怎么样去做,才能把潜在的机会变现。目前流行的一句话是,“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我看来,除了这句话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制度与政策比拨款更关键”。我以为振兴西部经济,光给钱不行。光给钱不给政策和制度保障,最后给的钱大多辗转流到东部去了,给的钱很少能惠及一般大众,往往变成了豪华楼堂馆所,进而变成当地老百姓的负担,光维持这些楼堂馆所运转的支出就不得了!

东部有人经常跟我讲,西部资源丰裕还喊穷,简直是端着金饭碗讨饭!我说,西部确有金饭碗,但那个金饭豌不是西部老百姓的,而是“国家”的,说具体点是一些国有垄断行业的。比如石油一探出来就成了中石油的了,矿产一挖出来就通过一个系统调拨走了。至于黄金,一经探出一般人更不能碰了。因此我要特别呼吁,振兴西部经济,主要靠当地老百姓而非外援。靠当地老百姓,当地老百姓要靠政策。

那么什么样的政策有利于西部发展呢?我以为现在有些政策对西部发展有害无益,比如说“房产新政”,“家电下乡”什么的。我将这类政策称作“消费挖潜型”政策。这种政策有个暗含的假定条件,就是假定老百姓口袋里有钱,只是不愿意花罢了。以家电下乡为例,财政补贴加上商家所说的“让利”,不过给农民20%几的好处,但农民要买到此类老旧款式的家电,还得自己再掏70-80%的钱。问题是,西部那些等着老旧款式便宜家电的农民真的有钱吗?这一点大可怀疑!我推算了一下,全国存款有20万亿元,可是存款是“二八开”的或曰“二八现象”: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想想那80%的大众存款有多少,也就四万亿元!四万亿摊到西部大众那里有多少?也就一万多亿。还有一笔账,全国的农民收入也就是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我算了一下,31个省市里头只有八个省市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大半的省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一般最高省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这样一算,我倒要问,那些等着消费老旧款式家电的农户真有钱嘛?所以我感觉到,有些政策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农民负债,或者把生产性的资金用在消费上,转移了,不利于农村长期发展。我以为,扩大内需的可持续政策是增加大众收入。这方面大家想到的无非是减税这一招。但我以为最管用的招数我们没有用。整个西部尤其是西部农民,好像大家一提起来就是一个穷字?可事实上他有资产,只是资产产权未落实,不能变现而已,就是说祖宗留下的资产不能当钱用。解决这个悖论要靠体制改革。

可否设想,像成都都江堰以及整个地震灾区的农村,可不可以在全国率先搞个试点,把农民“小产权房”跟城市房地产合并,给农民实实在在的住宅产权?我以为此举至少可达到两个结果:一个是农民一夜之间有钱了。成都市现在平均房价已达五-六千块,都江堰农村的小产权房价大概不到一千块,就几百块吧?因为它没有产权!拉平以后起码上涨2000块钱!因为现在是汽车时代,可以开车去。那是不是农民立马就富了?这样也有先例的,福建搞的林权改革,使深山老林里的农民一夜之间从一贫如洗变成了腰缠万贯!这样我相信农民就不是有钱,他想进城。我在浙江做了一个测算,如果进行小产权改革,将使浙江农户平均一个家庭增加十万元以上!我相信浙江70-80%的人有商业头脑,他就会抵押出去,贷款办企业,这样经济增长更快,政府也不用去操心中小企业融资难了!把死的资产变成活的,这是的我一个想法。

还有,在基础设施建设加产业振兴方面,是不是一定要坚持“国企”主宰才行呢?我认为国企主宰将导致效率置换,用垄断的低效率置换竞争的高效率!比如说铁路建设方面,日本最初是国家专营,后来进行了改革,搞了很多私营铁路,搞了地方政府参股的铁路。所以进入90年代以来,尽管日本经济不景气,但日本铁路运转的效率确很高,而且很便捷。便捷的铁路拉近了大城市与边远地区的距离,促成了日本边远地区乃至许多乡村地区的繁荣。我们在铁路公路建设方面,为什么一定要搞国有独大,不让民资去做呢?实际上民资去投资,不仅有利于提高效率,更重要的一点是更切近需求。因为就一般情形来看,国有投资往往好高骛远,乐于搞大的创造历史式工程,动辄“高铁”、“磁悬浮”,一旦开通价格票价奇贵,与一般老百姓关西甚少。实际上一般老百姓需要的,大多是日常上下班及短距离通勤轨道,需要轻型而公交化的铁路,需要廉价铁路!

总之还是一句话,面对世界经济衰退及中国经济自身调整,西部要抓住机会,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别的地区的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应该给西部更灵活的政策,更灵活的制度,也就是市场化的体制安排。我相信,制度改革将可从根本上解决西部欠发达的问题。对此,道格拉斯·诺斯教授的睿智仍然有巨大的启示意义,他写道: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制度变革。有效率的制度能促成经济持续增长。这是西方社会兴起的秘诀,也是中国经济以往三十年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

我们是转型经济,经济制度转型远远没有完成,切不要因为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就怀疑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实际上中国距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差得很远,当务之急是推进制度改革,通过增加制度供给促进经济复苏,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这就是我的看法!谢谢。

(2009年5月10日于成都,原载《新浪财经》,此处有删节,本文系赵伟教授在新浪金麒麟(成都)沙龙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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