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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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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我的师(之二)  

2009-12-08 23:02:56|  分类: 学术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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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我的师(之二)

赵 伟

摘要:大师、大楼、大包容与大器这些用以评判大学好赖的线索,并不适合评判时下大陆的大学,原因在于,大学的这“四大”在当今国内高校,多少有些走味了。时下国内“大师”泛滥,与政治金钱搅在一起,真假难分;大楼多半由政府及地方官员好恶左右,与西方大学那种基金会筹资模式相比缺乏可持续性……。

提及兰大,有爱慕亦有遗憾,我相信每一个“兰大人”都会有这样的同感,尤其是那些在兰大读完书并留校服务了多年,最后终于离去的“兰大人”。在兰大时,常常听人操着兰州方言调侃道,“兰(烂)大,兰(烂)大,又烂又大!”流露出一种无奈与不满。然而我相信,当你离去多年,尽管已经感受到“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甚至还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就的时候,你也不得不承认,母校兰大有着一种让人深深敬仰的东西或曰“底蕴”,尽管这种东西或底蕴有些朦胧,用言语说不大清楚,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更不能否认她对于每一个兰大人潜移默化的“深度影响”。这种底蕴,也许就是学人们常说的“大学之大”吧?

说到大学之大,我自感也有些“话语权”。几年前我在牛津大学“客座”访学时,基于对这座世界一流名校的实地考察与思考,尤其是由里及外的观察,沿着国内教育名家常说的“大学之大”的套路,将大学的实力归纳为四大,分别为大师、大楼、大包容与大器。并对这“四大”做了“诠释”。其中大师与大楼沿袭已故教育家梅贻琦的说法,对大包容的诠释是,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才的大包容,对于大器的界定是,“同时体现在其基本人员的行为上,具体来说就是管理者的战略性眼光,教授们的大家风范,学生们的远大抱负”。原本我是准备以这些标准为参照来评判国内大学的,然而近些年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这些标准不大适合国内高校,拿这些标准是无法分出时下国内大学好赖的。原因在于,大学的这“四大”在而今国内高校,多少有些走味。其中第一大即“大师”,其评判似乎没了标准。何止标准,有时简直有些没谱。时下“大师”泛滥,与政治金钱搅在一起,真真假假难分,确有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乱像,正直的学者对这个头衔唯恐避之不及。大学里的确不乏能在各种SCI杂志发文的“高手”,但要找出国际上公认的大师来,比如诺贝尔奖潜在得主来,则不大容易乃至近乎不可能。第二大即大楼,这一半由政府及官员好恶左右,一半与大学所在区域之地方财力及其支持程度有关,而不完全由大学自主决定,与西方大学那种依托基金会筹款模式相比,则谈不上“可持续性”,各大学之间也没有多少可比性。第三大即“大包容”,多半也并非大学内部主政者所能做主或左右的,而由校外主流意识形态所限定。第四大即大器,也由于体制的限定,打了很大的折扣。现行管理体制下,大学的要职并非由教育家们占据,而多半由政客把持,后者多半将其位置视为向上跃升的阶梯,而非“百年树人”的责任,这些人考虑眼前工作多于长远,何谈战略性眼光!只是在极少数师生中,还存在对学问的执着渴求与对专业事业的远大抱负,这或许也属于某种大器吧!?

然而舍去上述“四大”,何以评判中国大学好赖或其“底蕴”呢?我以为,上述“四大”中,尚有“半个大”可以作为参照。这便是“大包容”中的半个内涵。所谓半个内涵即除去思想而外的半个包容,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容人容事。其中容人即容得下有性格乃至有些孤僻的学人。这一点,我在《牛津访学散记》中曾经写过,“大学不适合小肚鸡肠、心胸狭窄的人来主政,但却应有大海那样的胸怀,能够容的下性格孤僻乃至偏执的学者与学生,尤其是韦博、纳什那样精神忧郁型的杰出学者。” 平心而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这半个多世纪的前半期,“人整人”一度曾是大陆各种学术单位的时尚,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这种“折腾”,许多大学的教师尤其是学术权威们的“棱角”都给“磨平”了,没了脾气没了个性,即便有,也往往深藏不露,还美其名曰“内方外圆”。我以为,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应鼓励学者与学生们的个性发展,至少是能容忍有个性有“脾气”的学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那些有个性有脾气的学人,大多具有过人的创新思维。能容人,就能容事,集容人容事于一身,对于当今大陆的大学,可能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上述“半个大”或许就是先贤们所谓的“有容”吧?如果这个说法得当,就可按照先贤们之“有容乃大”的思路来评判大学了。若以这个“大”为参照的话,那我的母校兰大的确“有容”!其“有容”的表现或曰“延伸”,大概当首推“兰大人”尤其是学人们的“脾气”了。

提及“兰大人”的“脾气”,大概许多老的兰大人不由得要想起历史系的赵俪生先生了。赵先生可能是兰大最有名的有个性有脾气的教授了。尽管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起,到“文革”结束的数十年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重点批判对象,但老先生的“直率”与童真终生未改,亦常常令不少场面尴尬。记得“文革”结束不久,尚未获得完全平反的赵先生,当着多人的面调侃当时的系主任——一位“老海龟”出身的教授,指名道姓说该先生是个“光吃草不拉屎的牛!”。并引经据典地演绎道:鲁迅讲过,作家是牛,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看看某某类的教授,吃了多年草,不仅没挤出几滴牛奶,就连粪便也没有,其实“粪便还可以肥田嘛”!据说那位被说的系主任只是干咳了几声,不置可否!事后依然将赵先生敬为学术权威,更谈不上什么打击报复了!实际上,就我所知,被赵先生挖苦的那位“老海龟”教授,学问很深。记得“文革”后期在建工局“编书”期间,兰大师生们一遇到学术问题去问他,几乎难不倒他,那简直像个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知!大概迫于长期严酷的政治气候,怕惹麻烦而养成了述而不作的习惯吧!

或许有人说,赵俪生先生系海内历史名家,有点脾气领导自然拿他没有办法,只能包容。但实际上,兰大名气不大脾气大的教师,当年可不在少数。有一段时间,教师们为住房及生存条件的改善,往往拿校、系领导们“撒气”。“越级”找校长吵架的不在少数。以致有一段时间,校领导下班不敢走大道,怕有人堵住吵架!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现象,系主任这一级的“领导”,多半是个“挨骂”的角色,至少是有些能耐的教师发牢骚的对象。以致一位文科卸任系主任发出如下感叹:我虽也系教授,但在“台上”像“孙子”,处处磕头求人,还得让老师们骂,“下了台”才成了爷爷!要知道,那时大学的系,相当于现在的学院,系主任可是正儿八经的“县处级干部”,对教师也有一定生杀定夺的权限。在这样的体制下,兰大居然形成了不怕得罪系主任、校长的风气,其“容”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兰大之“有容”的另一表现,是对学人的吸纳。粗略浏览一下有关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经历的文献,便不难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位脾气大个性强的学人,实际上是在被多个学术单位赶走的困境下,被兰大老校长江隆基如获至宝般地请来兰大任教的。而像我的导师刘天怡先生等一大批有着“留美”背景,在五十年代为许多学术单位所不容的老“海归”们,都是由江隆基校长诚聘而来,其中多半被委以重任的。兰大之“有容”的校园文化,多半也是江隆基这位中国现代史上鲜有的大教育家所奠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江校长过世多年之后,兰大这一“有容”传统依然得以延续,那些有脾气有个性的“兰大人”,往往被学校视为“宝贝”,一旦提出调离,从专业系到学校,各级领导便层层出动,尽力挽留。挽留不成,有时还不得不动用“组织手段”予以“截留”了。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要属当年小有名气的美学家高尔泰先生的去留问题了。这位历经政治劫难而后有余生的“江南才子”,“文革”刚一结束就被几位“兰大人”如获至宝地从河西荒漠中“挖”了出来,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及外界压力礼聘至兰大,且安排了当时可谓“一流”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后因“异化”之文获罪上面挨批,学校迫于形势而暂停其教学。倔犟的高先生以此为“由头”提出调离,学校则极力挽留,最后还搬来了已升任省委副书记的前任校长,先生竟然不卖帐,连省委领导的召见也不去理会!尽管最后也未能留住高先生,但学校并未给其设置任何政治障碍,使其得以在异地受到“重用”。这些可从高先生近年发表的一些回忆性文章中看到。

或许是受了母校兰大这一“校园文化”的感染,当年我虽系晚辈,也养成了某种兰大人特有的性格和脾气,给校、系领导不少难堪。他们也不怎么计较。后来我调离时,仍然千方百计挽留,我的调动竟然惊动了学校最高决策层,要由校党政联席会议定夺!想想当年我仅系略有微成的青年人,去留竟然为学校如此重视,可见母校对人才的重视,其“有容”亦可略见一斑!

如果说上面所说的兰大之“有容”,主要指一种内在包容性的话,那么兰大的有容,还体现在外形上,有几分“草莓”的包容之美。“草莓的包容之美”是我在异国他乡的感悟与杜撰。早年去英国求学期间常常分不清英文草莓(strawberry)与山莓(raspberry),有次闲聊中问一位英国朋友,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草莓的籽长在外面,山莓的籽长在里面”!后来仔细观察,的确如此:草莓的籽一粒粒清晰地覆盖在果肉的外面,而不像山莓那样将果籽深藏腹中,藏而不露。说老实些,就这两种浆果比较而言,山莓肉少而味偏酸,草莓肉多而味偏甜,有一种雍容大度的样子,两种浆果中,我更偏好草莓!在我看来,母校兰大的包容亦如草莓那样,不仅雍容大度,而且将其果实亦即优秀人才撒向海内外,为学术界输出了大量的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在改革开放初期位居全国高校末流而后来纷纷“发达”的沿海大学,不少都是得益于兰大的人才。还在九十年代初期,有段时间山东青岛某大学的主要领导率人事处长等一干人,在兰大附近的宾馆安营扎寨,专门“挖”兰大人,许以优厚待遇或一官半职,挖走了好几位老师!而今那所学校好几个专业的主要学术带头人,都系当年的兰大教师。提及校外兰大人当然远远不只这些,前年在广州过年期间曾与几位兰大人聚餐,期间议及,如若集目前散落于国内一流高校的“兰大人”于一堂,完全可以再办一、两所兰大,且其学术声誉当比目前兰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一致同意此说。别的专业不敢妄言,就我所从事的经济学领域而言,若汇集目前活跃在国内高校经济界的兰大人,完全可以办一所国内一流的经济学院!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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