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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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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奇迹缘由与困局——浙江省委党校讲演(之三)  

2009-12-31 11:37:35|  分类: 学术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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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奇迹缘由与困局

——浙江省委党校讲演(之三)

赵 伟 (浙江大学)

明月说,“我将清辉洒向了人间,

虽说我身上有些许污斑”

(泰戈尔·给自己和给予的,1900)

我要说,“我将理智的感悟与分析讲给大家,

虽然我清楚那并非完美,

甚至也算不上高明。”

(赵伟·给自己和青年学子的,2009)

 

2.1 浙江经济:“奇迹”在告一段落

现在谈谈浙江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局。或许诸位已经留意到,去年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以及外部衰退引出的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基调大逆转,实际上已经导致了浙江经济奇迹的“告一段落”。所谓“告一段落”,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说“奇迹”可能就此“打住”;另一层是说,“奇迹”可能要转向了。这方面最明确的标志是,2009年以来,浙江经济之“增长奇迹”已经不再,其增速不再居全国省域经济前茅,而落在了末尾的境地。官方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11月份,浙江经济在全国省市经济的增速排位倒数第二。除此之外,喊了多年的“产业升级”,进展似乎也有些雷声大雨点小的迹象。即使受到各方追捧的外贸出口的恢复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靠了国家出口退税等政策的刺激。因为多数外贸公司所赚利润,几乎全部来自出口退税,其中多半出口企业利润仅及出口退税的一半左右。我以为刺激出口抑制进口的外贸政策,是二三十年前中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时制定的,是那时“两缺口”经济逼迫出来的。时过境迁,中国再也不是个受“两缺口”(外汇缺口+储蓄缺口)制约的经济了,两缺口多半成了“两过剩”。但外贸政策基调依然未有转折。我以为这种外贸政策下一步难以持续。关于外贸政策,我准备写专文去论说,这里言归正传,谈谈浙江经济奇迹面临的困局。

2.2 浙江经济:奇迹遭遇诸因素“合围”

在我看来,目前有许多不利因素在削弱以往催生浙江经济“奇迹”的基础性动因,说的更明白一些,有一些因素在“合围”“浙江模式”,因而无益于浙江奇迹的延续。所有因素中,最要命的是四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是制度因素。前面已经说过,浙江市场化制度转型的核心内涵是“以民营化”为先导而达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境地。其中民营经济扩展是浙江“奇迹”的“原始”动力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民营化为突破口的所有制多样化之制度转型,迄今所突破的范围极其有限。若以国民经济三次产业作为线索判断这种转型,则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制度转型,仅在“一个半”产业获得了有限的突破。其中一个产业是第二产业,“半个产业”即第三产业的一半。但即使在第三产业的那半个行业,也仅是那些非主体行业,如商品批发与零售、公路及内河航运、餐饮、旅游服务以及建筑等。尚未突破的“一个半”产业,分别为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主体行业。其中“一产”受制于全国“一刀切”的农地制度和家庭生产责任制之制度安排,区域改革与创新权限有限,因而缺乏区域创新特色。“三产”之主体行业,诸如金融、保险、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等等,受到“超地方政府”力量的控制,制度转型的民营化与民营主宰的产业集聚无法涉足。目前的态势是,在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宏观政策基调大逆转的大背景下,上述改革滞后的“一个半产业”,尤其是主体服务业的民营化前景似乎变得越来越小。有些行业的国有财势在强化。

第二个是产业转型约束。先行工业化大国的区域工业化经历表明,一个地区产业重心的转换往往经历三个阶段的升级:第一个阶段是商业时代,哪个地区控制了商业网络,便在区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二个阶段是制造业时代,哪个地区率先形成制造业中心,便在区域竞争中占居优势地位;第三个时代是个金融时代,哪些率先形成金融中心的地区,便在区域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客观地来分析,浙江在前两个阶段都占有优势,1980年代率先建立了庞大的商业营销系统,1990年代率先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然而到了第三个阶段,面临困局。最大的困局来自“三产”主体行业的国有垄断。垄断行业中的大型国企具有准“上级”政府的影响力,地方政府难以驾驭。这方面尤以铁路、能源供给、通信以及金融等垄断行业的影响力为最。别的不说,单是“超地方政府”对轨道交通建设的垄断与控制一项,就极大地束缚着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步伐。铁路等轨道交通是陆上最为经济、最为安全同时也最为环保的运输手段,也应是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省域率先选择的运输系统,但由于超地方政府力量的垄断,地方政府无权自行规划与修建,结果其发展远远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地方政府被迫成天“折腾”马路,而无权修建一寸铁路。这方面约束的结果之一,则是民资找不到可持续投资载体,不得不去做炒房、炒地、炒煤与炒矿等投机性事业了!

第三个约束直奔区域城市化,最直接的约束与高房价联系在一起。区域城市房价总体水平高居全国前茅。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浙江一些中等城市的房价水平,已经达到乃至超过了日本关西类似区位的小城市房价。据我观察,浙江以往城市化路径模式,以“老板进城效应”为基本动因。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进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户。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他们也渴望在城市安居乐业。这原本是城市化的“古典模式”。但在浙江却遇到狙击:成千上万的乡村老板的确率先进城了,并在城市购房买地落户生根了,但跟在他们后面的的“打工者”无力购房,只能“望房兴叹”,要么依然奔波于城乡之间而“离乡不离土”,要么以“农民工”身份屈居城市“边缘人”之列。“古典城市化”到此打住了!

第四个约束针对区域经济开放。区域层面的经济开放属于国际化与区际化并行的“二重开放,早先我的研究提出,浙江区域经济开放取从区际化而国际化的路径模式,国际化后来居上。目前看来这一路径也要告一段落了。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开放重心国际化导向调整的变局因素已经减弱,取而代之的则是相反的因素。所有因素中,三个变局因素最值得注意:其一是国际市场变局。最突出的变局是,“中国制造”的大宗亦即低附加值的制成品的国际市场趋于饱和,扩张空间越来越小,受到主要贸易伙伴政策的打压越来越多,贸易净福利销蚀殆尽。其二是政府政策变局。还在此次衰退发生之前,中央政府就已经在开始花力气刺激内需了,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贸易政策调整首当其冲,2008年之前多次降低出口退税率就是最明确的信号,只是后来突然发生的危机打断了这种政策调整;其三是国内市场变局。随着中国人均GDP突破3千美金,沿海多数地区突破5千美金,国内大众消费浪潮正在形成,13亿人口意味着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这一点全世界有远见的企业家几乎都看到了!

2.3 浙江经济:受困于一个“怪圈”

客观地来分析,在我所归纳的四个合围“浙江模式”,因而约束浙江经济“奇迹”延续的瓶颈因素中,制度最为关键。我已说过,“超地方政府”部门所控制的“一个半产业”的改革滞后,致使“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一些行业未能推广,由此催生了约束浙江此类区域经济创新与发展的瓶颈。诸多瓶颈因素和这些瓶颈所导致的问题之间的联系,构成一个“怪圈”。对于这个“怪圈”各主要“元素”间的联系,大体上可作如下“链条式”描述:

主体服务业改革滞后→→区域产业升级(三产化)受阻→

→“民资”入住主体服务业(金融、铁路)受阻→

→民资游走于“可投机行业”(股市、楼市、资源矿产)→

→高房价+资源矿产业乱局→→打工者进城受阻→→城乡分割

……→政府收拾残局

就是说,三产主体行业的制度改革滞后,是诸多问题与乱局的重要源泉。三产主体行业的重头,要数金融及主体交通运输业了。这些行业迄今未能按照“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初级阶段”制度设计去改革。结果是民营经济发展超前的区域产业升级受阻。“二产”及“三产”非主体行业民营经济繁荣促成的巨额民间资本,因缺乏稳定的投资载体而不得不“游走于”各种“可投机行业”之间。先是直奔股市与楼市,接着是游走与能源及矿产业,其伴生现象则无非是炒股、炒楼、炒煤、炒矿。而其结果是,浙江巨额的民间资本流向那个行业,就导致了那个行业的爆炒乃至乱局。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可能要数民资炒作导致的高房价和资源矿产行业的乱局了。早先我已说过,高房价不仅阻遏了打工者进城,而且挤压了大众未来消费空间。而一些因民资参与爆炒陷入乱局的行业,最后还得靠政府去收拾!不仅如此,游走与投机性的民资高利润,助长了行业民企经营者的“不务正业”趋向,不少民企以“主业”为幌子,热衷于各种投机!进而极大地制约着民企在实质产业的创新能力。

2.4 浙江经济:何以突围?

客观地来看,要从根子上解决上述“怪圈”,同时助浙江此类民营经济发展超前的省域经济转型发展突破瓶颈,政府的着力点首先应置于制度改革上,改革的着力点则很明确:按照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设计思路,推动剩下的那“一个半产业”的制度改革。就浙江省域经济而言,下一步改革的重心,应从制度已经突破的“一个半产业”,即“二产”及三产非主体行业,转入另“一个半”产业,即制度改革尚未突破的那一个半产业,即三产主体行业和“一产”。

我以为,“三产”余下的那“半个产业”的改革,目前当以两个行业的改革与放权为突破口,这便是金融和主体运输中的轨道交通。前一个行业即金融业改革的唯一出路,当是“有限度的民营化”。就浙江现实情形而言,实际上就是将浙江制度转型的“二产模式”拓展至这个行业,鼓励民营资本创办银行,进入正规金融领域。后一个行业即轨道交通运输业,应以地方政府与中央主管部门分权合作及打破国有垄断为突破口。具体说,在浙江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应拥有规划与发展地方轨道交通的主要权限。同时改革轨道交通建设投资与经营的国有垄断体制,放开私人民间资本投资。

 “一产”即农业与农村的改革,可以农村“小产权”改革为突破口。客观地来说,在浙江此类沿海发达地区,确已到了试行农村“小产权”不动产改革的时候了。我以为可按照中央“城乡统筹”的大思路,给予农村居民宅基地以城市商品房的同等待遇,将农村小产权与城市房地产“并轨”。

我以为上述改革可望从根本上解决浙江经济困局。其中金融改革与轨道交通改革,不仅可望为民资劈出稳定的投资载体,而且有利于将“游走型”及投机性民资“固化”在主体金融业,通过主体金融业的规范运作而回归实质产业。

农村居民“小产权”改革,同样可望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个是触发农村资产的货币化,将农民占居的“死资产”变活,由此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彻底解决乡村剩下的穷人问题。另一个是从根子上解决目前城市房价过高的问题。不难推断,在一个私家汽车时代,加上轨道交通的公交化趋向,浙江这样的“弹丸之地”,如若农民获得了小产权,城市的高房价还能维持吗?(说明:本讲演之二内容因故暂缓发出)

(据赵伟教授在浙江省委党校青年教师学术促进会讲演整理。此处有增删。讲演题目:“浙江经济:一个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奇迹”。讲演时间地点:2009年12月16日与省委党校仓前校区教学楼;主持:董明教授;点评:马力宏教授(副校长)、王祖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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