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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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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服务功能,我们缺点什么?  

2009-11-28 11:09:26|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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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城市服务功能,我们缺点什么?

                                                            ——上海大学讲演

                                   赵伟(浙江大学)

很高兴受邀参加这个会议,感谢会议主办者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盛情!

会议主题为城市服务经济与贸易,个人理解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城市,第二个是服务,第三个是经济与贸易。我发言的题目是:现代城市服务功能演进:先行国家的经历与中国困境。主题也很明确,就是想讲讲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城市服务特征,简略地理一下现代城市服务功能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后比照中国城市现状,来看看我们的困境,亦即发展与提升城市服务功能面临的约束条件。

我曾在多个地方讲过,我的方法是“三合一”的,即将经济理论、经济史与社会经济现实观察结合在一起,来分析我们所要研究的现象。我向来认为,一个好的专业人员若没有理论,就无法看到现象后面的联系,若没有专业发展形成的历史知识,就无法形成动态视野,容易把问题看成静止的。若没有好的深的现实洞察能力,或曰眼光没有对现实的“穿透力”,就难以发现问题。所谓眼光的“穿透力”,就是法国艺术家罗丹讲过的,能够“在平常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不一般来”。

我还以为,目前国内经济学研究者有个误区,这便是花了大量精力在那些很难懂或曰晦涩的问题上,尤其是数学模型上,而忽略了一些貌似简单问题,尤其是貌似简单的概念与推理。实际上,人容易犯的一大错误,恰恰在于将重要但貌似简单的东西丢了,而去追那些不重要但貌似重要而复杂的东西。比如说有些家伙做了半辈子教授,还不知道教授的职业是什么,将“官商”、“官学”奉为楷模,认为那最重要。期望获得领导批示甚于期望做出有创新的研究,不知道何为教授的事业?无怪乎耶鲁大学前校长施密德特不无讽刺地说,中国大学教授多半是没有事业的,仅有“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而多数人,“除非有利可图,……是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的”。

就今天这个会来说,我以为重要的是扣住主题,先扣扣那些貌似简单的概念。这些概念我们误以为简单地不能再简单了,以为我们给理解透了。实际上若仔细扣扣,就发现并非真正理解。仔细扣扣,并由以切入,也就会发现我们会议这个主题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研究究竟应在哪些地方着力?

先从代表会议主办方所列主题之三个“关键词”说起。什么是城市?现代城市有哪些基本特征?国外权威的解释是:城市是个相对大的永久居住区(a relatively large and permanent settlement)。在英语世界,城市(cities)具有特定行政、法律以及历史与文化的内涵。我以为现代城市是个集合体,对于这个集合体的理解因专业视野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以为,若按照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开拓的空间经济学视野切入,则城市就具有多层次中心的涵义:

首先是个多层次的空间治理中心(governing centre),或曰行政中心。具体就我们所居住的长三角一些城市来看,上海是个区域行政中心,杭州也是个区域行政中心,宁波、嘉兴则是下一个层次的区域治理中心,它们下面的县城,则是小区域治理中心。如此等等,形成分层次的结构。

其次是个区域经济内核——多层次的经济内核(core)。按照新经济地理学之核心-外围(core-periphery)框架,上海可视为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内核,江、浙两省则是这个区域经济的外围。但在江、浙两省各自为一个单独区域或曰二级区域来看,南京、杭州又分别为这些“二级区域经济”的内核,两省内部省会之外的“地级市”,又属于外围。地级市层面来看,苏州、宁波这样的制造业中心又成了区域核心,周边地区则属于外围。……如此等等,呈现出多层次的核心-外围区域构架。这一点早先我已有专文(赵伟,“长三角经济:一个多层次核心-外围分析框架”,《浙江社会科学》2007,No.5)。我以为考察长三角经济区,要有一个好的分析框架,多层次核心-外围的框架,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此处不再多说。

再次是多层次的文化汇聚与交流中心。上海可谓整个长三角文化汇聚融合中心,“海派文化”是唯一可与中国别的较大地区的文化,比如“京派文化”、“岭南文化”相抗衡或曰相媲美的文化。早先鲁迅有杂文,对海派与京派予以比较调侃,说京派倾向于“给官帮闲”,海派则倾向于“给商帮忙”。现在时代不同了,北京不乏富商,上海不乏高官,区域文人帮忙帮闲角色不再那样“专业化”了。但差异还是大大的!这里先不去说。这里我要要说的是,即使海派文化,也是在融合了江、浙、沪三地区域文化基础之上形成的。上海之下,江、浙两省省会城市,又分别为各省域文化汇聚与融合的中心,它们之下,各地区的次级中心城市,也各自发挥着区域文化汇聚与融合中心的作用。各个层次城市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或功能,原因在于区域人员的流动与经济交往。不仅居民来自多个地区,而且区际之间交往多多。恰是大小区域人口移入,将大大小小区域文化带入大大小小的城市,赋予城市融合文化的功能。这一点无需多说。

第二个关键词即服务。权威的《美国传统词典》对服务一词罗列了一大堆解释,其中两个解释最接近我们会议的主题:一个是“仆人的职业或职责”(the occupation or duties of a servant),另一个解释是“作为一种职位或生意而为他人做的事儿”。个人理解,服务即“为他人提供便利”(providing convenience for other people)。以此类推,服务业也就是让人便利的行当。看看现实世界的服务,的确有“便利行当或事业”这样的特征。金融服务使我们的理财变得便利起来,商品批发与零售服务使我们的生活便捷起来,餐饮服务使我们的饮食大为便利,个人服务提供了我们家庭生活的便利,如此等等。

第三个关键词,经济与贸易。这两个词比较复杂。涵义不完全相同。“经济”多意,此乃众所周知。权威的英文词典关于“经济”一词,罗列了一大堆解释。但在我看来两个含义与汉语最为接近,也与我们今天会议主题最为贴近:一为“谨慎节俭地经管资源,诸如金钱、物品或劳动”(Careful, thrifty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such as money, materials, or labor);另一为一国或一地区之创造与管理财富的活动系统(the system or range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a country, region, or community。)。关于“贸易”,当代英文权威词典解释是“买、卖或者交换货品的过程(the process of buying, selling or exchanging goods inside a nation or between nations。)。这 两个词联系起来并予以引申,可理解为“作为经济活动系统的商业化服务活动”。

将上述三个“关键词”合起来看,我以为我们今天会议所要探讨的主题应该是:使大众生活、工作舒适与便捷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提及这个主题,尤其是提及“现代城市服务体系,先得看看现代城市的现实。

现代城市服务业虽然非常庞大,但使城市文明、舒适、安全以及具有规模经济等等特征的,往往与服务业联系在一起。城市服务业涵盖内容多多,凡是人们想到的,差不多都有可能形成一个服务业。但我以为对于城市大众生活与工作而言,三方面的服务业发展最为关键,也与大众生活的联系最为密切:

第一个与大众健康密切联系在一起。城市公共卫生及医疗卫生系统最为重要。公共卫生先不去管它,单说医疗卫生系统,发达国家城市的这个系统,虽然也不尽人意,但基础健全,运作非常人性化。与当下我们的城市同一个系统相比,其重要的标志至少有二:一个是大众“看病难”问题少见,我们城市的大众看病难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好些年不去医院看病了,印象还是多年前的。前些日子去一所大医院体检,看到医院挂号处像火车站候车室那样,人山人海在等挂号。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而像“全国人民上北京看协和医院”那样的事儿,则是鲜有。更没有听说过看病挂号含有“倒票”的“号贩子”职业。

另一个是“医患纠纷”及“医闹”之类现象,在发达国家也鲜见。我们知道,医生看病是有风险的,难以保证百分之百不出差错。这是常识。问题在于出了差错何以处理?现代文明国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得以以文明的方式予以解决,同时消弭社会潜在矛盾。我们的现实是,医疗失误缺乏有效的解决机制,小小的失误,有时医生实际上没有失误,由于缺乏有效的解决机制,往往演变很深的社会矛盾。闹的医院不宁,政府不安。实际上“医闹”已成许多城市的现象。据说有些城市还有“职业化医闹”——专门给人患者家属讨要说法闹事者。医疗卫生原本是文明的产物,是文明的行业,在我们的城市给搞成了不文明的样子,说明我们城市治理的缺失!

第二个是大众交通。近现代工业化国家,大众交通优先发展,走了一条轨道交通先行,小轿车后来居上的发展路径。而今在发达国家,大众轨道交通无处不有,这方面欧洲大陆与日本最为典型。我曾在欧洲几座名城以及日本京都、东京及神户等城市小住过,那里的轨道交通之普及程度,是未曾亲历的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印象,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等大城市,每个居民区出去步行不到十分钟距离,大多有轨道交通可以乘坐。要么电力火车,要么地铁或者轻轨。无论地铁还是火车,都是公交化的。上下班高峰时期几分钟一趟车,非常便捷。不仅城市有轨道交通,而且城市的轨道交通与全国铁路系统连成一体,在任何一个地铁小火车站赶车,都能换乘抵达全国各地。在西欧国家,甚至形成了国际互联互通的密集铁路网。或者在这方面,我们的城市差的太远。我们的发展,显然走了汽车优先、铁路等轨道交通滞后的路径。这样将陆上最经济、最安全、最环保的交通系统给撇在了后面,而率先发展了不大经济、污染严重的汽车交通。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轨道交通也与工业化国家差的很远。即修了城市地铁与轻轨,但也与城外火车分属两个分立的系统,彼此不连接,难以作为一个系统。大众出行很不方便。

第三个是城市的文化服务功能。在这方面,我们与文明国家差的更远。比如杭州这样的城市,每月难得有几场高雅艺术出演。城市管理者乐于组织大型文化博览活动,动辄全城出动,搞起来人山人海,车水马龙阻塞出行道路,乱哄哄的,全然失却了现代文化、文明应有的环境与气氛,这便是静谧与安静。这方面不想多谈,我相信去伦敦看过莎士比亚与皇家芭蕾舞,去纽约百老汇享用过现代艺术,去著名大都会享用过众多文化艺术的文人,会有好些感受的。

与现代文明国家的城市相比,我们的上述系统——即个人认为对于现代城市最关键的三个服务系统——服务的状况,大体上可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乱”,另一个是服务“缺乏人性化”。这一点相信每一个赶车族,每一个不靠熟人去大医院瞎撞的患者,每一个想在大城市享受高雅艺术的人,都是有体验的,此处无须展开。这里我要展开的,同时也想提请诸位关注的,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的城市服务系统究竟缺了点什么?另一个是,诸如此类缺失产生的原因何在?这里我仅想对后一个问题提点初步看法,以为学术探讨的一个视野。

我以为我们城市服务业以及服务功能的乱象,多半与体制缺失联系在一起。我们是个制度市场化转型的经济体,许多体制尚处在体制“双轨”过度状态。两个轨道两种状态常常处在“打架”的状态,由此引出不少问题。这种双轨系统,普遍存在于城市的主体服务业中。面对双轨制系统引出的乱象,城市主政者也往往无所适从,原本应诉诸于市场机制解决的,管理者试图诉诸行政手段,原本应诉诸于行政决断的,则给撇下,指望市场去解决。如此等等,都表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的城市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

(此系赵伟教授在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主办的“城市服务经济与贸易研讨会”上的发言(部分),时间:2009年11月21日。据本人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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