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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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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CRPE首席教授,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及苏黎士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神户大学、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国际东亚研究所等国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客座教授。兼任上海大学、广西师大、重庆师大、宁波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政府智库机构专家。研究兴趣涵盖空间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外国经济史多个领域。学术研究之余喜欢写随笔发议论,体验“我思故我在”之妙趣,与认识或不认识的学人学子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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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我的师(之一)  

2009-11-22 20:29:48|  分类: 学术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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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校我的师(之一)

                                         赵 伟(浙江大学)

内容摘要:我自“文革”后期邂逅一批多少有些落魄的兰大学人,到自己变为“兰大人”,再到离去兰大,前后整整二十年时间,期间曲曲折折的历史变故尤其是大学内外政治氛围的变化之大,可谓翻天覆地,由此自感有更多的“话语权”,也有某种义务来写母校,来写亦师亦友的“兰大人”。提及兰大,有爱慕亦有遗憾,相信每一个“兰大人”都会有同感,尤其是那些在兰大读完书并留校服务数年,最后终于离去者。作为大学的兰大“之大”,在一定程度上应了古人之“有容乃大”的说法,其“有容”宛若草莓,雍容大度并将果实洒向外部,为国内外学术界输送了大批人才。兰大之“有容”,部分是通过“一线学长”们那种惜才、爱才乃至求才若渴的人格魅力来贯彻的,部分是靠了大批学有专长,教有良方的教师们的工作体现的。百年兰大的底蕴是那些靠了金钱大投入及官方关照跃升的“后生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前者确有些“树人”的影子,后者只能尚停留在“树木”的境地,不过表面上貌似“树人”而已。

在兰州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母校赢得好声誉的“兰大人”。

一、引子

兰州大学在2009年将迎来百年华诞,在这一年这一季,我想每一个曾经在那里学习与工作过的人,确切地说每一个“兰大人”,都会生出或多或少的想法,发出这样那样的感叹吧? 还在年初去东京访学与小住之前,临上机场“打的”时,接到邻门师弟高新才的一个电话,告知母校百年校庆之事,并邀我写篇回忆文章。由于当时急着赶飞机,在匆忙中也就应承了下来,同样在匆忙中也未仔细想想,便将内容也给限定了,应承写写我读研时期的导师刘天怡先生,以为纪念。然而待到静下心来翻出这个话题时,心中却颇有些翻江倒海的感受,不由得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想法,脑海中跃出许许多多关于兰大的记忆,发现要写的人和事儿太多太多,大大超出原先应承的范围了。说实在的,我读研时的导师刘天怡先生自然要写,但提到刘先生,便不由得带出那之前的好几位“兰大人”,要写刘先生,不能不提他们中间与我亦师亦友的几位,因为正是这些亦师亦友的“兰大人”,将我引入了学术研究的殿堂,带进了这所西部著名学府。没有他们,像我这样一个生在古文明底蕴虽然深厚而现代物质文明与文化匮乏的西北乡村,中学毕业即开始漂泊在城乡之间,且智商平平的人,何谈考取研究生,更何谈投入业已平反昭雪炙手可热的一位大学名教授门下呢?然而要写这些“兰大人”,便不能不写写我曾经学习与工作过的这所学校,我的母校。事实上,我虽求学、治学数十年,而今在国内一所还算可以的高校执教,也曾到过国外不少名校求学与讲学,但迄今所拿到的学位只有一个,这便是硕士学位,这个学位正是在兰州大学“挣得”的。如果把母校界定为获得学位的那个学校的话,那兰大就是我的唯一母校了!

出于诸如此类的想法,我决定撇开一人一事的狭小圈子,从更广的视野下笔,写写我所熟悉的“兰大人”,写写我的母校。

要写的内容有普了,但起个什么名儿呢?正在犯难,恰好看到近期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剧名叫《我的团长我的团》,好了,就仿照这个剧名,暂时就叫“我的母校我的师”吧!原本是暂时的,原本想着写毕再改名,但写着写着,发现模仿来的这个标题下所要涵盖的人和事儿,与被模仿的电视剧情节颇有几份“神似”,至少有很强的隐喻性。对于我所要写的人和事儿,这个标题不仅妥帖,而且简直有点妙极了。细细想来,电视剧描写的那个团可谓悲壮,面对强敌轮番进攻誓死坚守到底!我的母校兰大的百年史也不可谓不悲壮,历史上数次面临“关张”威胁,几经分割重组,好不容易盼到了改革开放,获得了新生与发展。但问题又接踵而至,先是因地处“边远”不得“地利”,经历了巨大的人才外流,而后似乎因不得天时与人和,而被部分地逐出都市,迁往荒郊遗弃兵营!即便如此,母校迄今似乎依然生生不息,昂首屹立在西北高原,颇有几份岿然不动的意境!其命运与经历之曲折,也不可谓不悲壮耶?不仅是母校,而且那些在艰难时期为兰大做出过贡献的“老兰大人”,他们中一些人的经历也有几份悲壮,其中包括了几位将我领进学术之门的亦师亦友“兰大人”。其中有些人尽管毕业于海内名校,尽管腹中学问过人,教了不少优秀学子,将大半生奉献给了母校,然而临了也未拿到正儿八经的教授职称,只是快退休了给了个“安慰”式教授头衔!这也不可谓不悲壮吧?写兰大不提他们于心难忍!

二、我与兰大

我与兰大的“缘分”始于“文革”后期,原本是政治时事促成的。那时各高校“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实行“开门办学”,须将学校交由“工宣队”和“军宣队”监管,再在这些校外力量的主宰下将师生分派到工厂、乡村或部队,在那里边劳动边学习,此所谓“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兰大历史系与我当时工作的单位——省建工局(原建工部七局)达成协议,将建工局确定为兰大历史系师生“开门办学”的定点单位。那时适逢中苏边界争端,上面下了个很有来头的“政治任务”,指定兰大历史系承担,搜集与整理一些关乎中苏边界纷争的历史资料。说的具体些,就是让组织编写两本历史材料,分别为《沙皇俄国侵略中国西北地区史》和《沙皇俄国扩张史》,以便为中苏边界论战提供“弹药”。那时流行且唯一合适的做法是组织一个编写组集体编写,不允许个人编撰。编写组还须吸纳工人和解放军成员,与知识分子组成所谓“三结合”体系。不知出于什么缘故,这项政治色彩极浓的任务,最后只议定由兰大历史系和建工局两方合作,并未吸纳军人参与。其中“兰大历史系”身份照旧,建工局则取“工人理论组”的名分。那时我参加正式工作不久,还属于企业的“小字辈”,但因着“根正苗红”的家庭出身和“产业工人”的身份,又有些“笔杆子”功底,便被认定为“领导阶级”的一份子。一个多半有些偶然的机会,被上面选中充入“工人理论组”,由此也便堂而皇之地以“领导阶级一份子”兼“合作者”的身份,与兰大历史系的专家们一起“合作编书”了。由此开始了我与兰大及“兰大人”的交往。

不久“文革”终于结束,“高考”得以恢复,兰大获得“新生”,我也在全民“读书热”与从未有过的对知识崇尚与渴求的浪潮中进了兰大,随“七七级”在经济系修学。不到两年,沾了小平同志“不拘一格降人才”及鼓励大学生“跳级”等教育思想与政策的“光”,以“同等学力”身份考取了兰大经济系研究生,主修“外国经济史”。两年后,又沾着研究生缩短学籍“试点”政策的光,提前与“三年制”同学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其后留校任教,成了一名正式的“兰大人”。十多年后,我选择了离去,离去的原因这里不想去说,不说的原因也不想去提。我想说的是,最后我是抱着几分遗憾以及“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的混合心情离去的,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而今一幌又是十多年时间。十多年以来,我每时每刻不在关注着母校的变化。

仔细算来,自从我在“文革”后期“邂逅”一批多少有些“落魄”的“兰大人”,到后来我自己变为“兰大人”,再到无奈地离去,前后整整二十年时间。客观地来说,二十年时间的交往与感受,对于认识一个人足矣,但对于感悟一所大学及其内在底蕴和外在感召力,尚嫌不够。然而我与兰大的这二十年,却不能算平平淡淡的二十年。不说别的,单说由“文革”到改革开放,由解放思想到反“精神污染”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到“市场经济”转型目标的确定……,等等,期间曲曲折折的历史变故尤其是政治氛围的变化之大,是难以想象的。这些变故与变化对于一所大学,对于以这所大学为生的各色人等的行为,所施加的影响也是平凡年份所无法比拟的。我相信历史上没有那个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大学,在如此之短的时段内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外部意识形态变化的冲击。因此就普遍的相对论视点来看,比起那些“后文革”乃至“后冷战”时期加盟兰大的“前生”(所谓“归队者”)及后生们来,对于母校我可能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有某种义务写写母校,写写与我亦师亦友的“兰大人”,当然也包括我的导师刘先生。

(未完待续,原载《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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